暂停与人大合作,康奈尔项目主任称是为了学生发声和学习的自由

作者 | 小田、关山

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Eli Friedman,向NGOCN证实了该校暂停与中国人民大学(下简称人民大学)交流项目合作的消息,同时表示正在参与相关项目的学生不会受到影响。据了解,受影响的包括有两个交流项目和一个研究项目。

暂停合作的消息最先由FT曝光,在10月28日的FT报道中,强调了这次合作暂停的原因,是康奈尔大学对学术自由的担忧——认为人民大学限制学生为劳工权益表达支持,同时报道也称“ 这是多年来外国大学首次出于此类原因中断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”。

FT中文网报道截图

这一消息引起关注后,《环球时报》在29日发表题为《独立的康奈尔大学跟了白宫战略的风》的评论,一方面否认人民大学有被指控的行为,另一方面归因于:“美国社会中的更多机构可能被对中国的错误认识感染,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动向中”。

关于《环球时报》的评论,Eli Friedman向NGOCN表示,康奈尔大学跟着特朗普步伐行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,并直言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学术界来说,都已经造成严重损害。

Eli Friedman强调,暂停合作的行动是为了“支持中国学生在一个没有胁迫的环境中发声和学习的权利”。

学生:学校和人民渐行渐远

校友:学校应该反思

Eli Friedman:官方媒体没有回应学术自由的问题,因为他们明白这些违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

据Eli Friedman在推特上的说法,他首次对学术自由的问题感到担忧是在8月30日。也是在这个月里,有高校学生参与到一场颇受关注的工人维权行动中,更有不少学校因此而查问学生去向。《环球时报》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上承认了人民大学曾“召回”学生,他说这是对学生的保护。

huxijin

胡锡进的推特

10月初,人民大学一名姓向的学生在网络上曝光了该校经济学院的“一人一组工作机制”的PPT截图,上面的重点名单有12个学生,其中包括了向本人,据他的解释,这份资料相当于学生“黑名单”,名单上的学生会被学院“重点关注”。向表示,自己被“重点关注”是因为关心工农问题并持续发声,此外,他还遇到过被踢出班群、家长遭遇老师施压等问题。另一名姓杨的人民大学学生则在网上称,自己因相关行动被学校停学一年。

Eli Friedman 公开了一封10月20日发给人民大学联系人的信件,信中内容可知,他曾向人民大学核实学生关注劳工问题而受影响的消息,其中包括前述向姓学生的情况,而人民大学的回复是这些学生违反纪律,Eli Friedman信中称,他并没有看到这些学生做错事的证据,反而看到人民大学的做法是对学术自由的损害。

一名人民大学的学生告诉NGOCN,现在学校里“无论是学生还是工友的诉求,都很难去声张”。这名学生介绍,在两三年前,学生与校工做《劳动法》普法时,学校会以“善意的提醒”来影响他们,例如建议他们改说《交通安全法》,但到了现在,学校会直接要求校工不许和学生联系。

同时这名学生觉得,康奈尔大学因此与人民大学暂停项目合作一事,对人民大学来说是一个“耻辱”,“人民大学理应培养为了人民、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,可如今却和人民渐行渐远,这是令人愤慨的”。

王君(化名)是人民大学劳动关系专业的毕业生,作为校友,她得知合作暂停后感到“心情复杂”,同时认为这是学校该反思的时候了,她表示:“如果本身无法做到尊重思想自由、捍卫学术尊严、服务人民群众,又是如何在一个个国际项目中探究社会理论、推动社会进步的呢?”

学者:劳工研究一直都是处在极大的限制之中

资料显示,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和人民大学的合作始于2012年,在合作的早期,两校举办过有关集体谈判、协商的研讨会,其中一些部分还重点讨论了工人罢工后的集体谈判方式。

人民大学官方通稿的截图

项目签约时的通稿截图,截图自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官网

“在六年前,一些事情还可以去做,而这些事情在现在已经无法完成了。”在一则采访中,Eli Friedman这样说道。

一名长期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告诉NGOCN,做这方面研究的人,都能感受到“一直都是处在极大的限制之中”。

此外,他自己的主观感受是越来越不可做,“就我观察到,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劳工领域离开,或者主动避开劳工领域中敏感议题,如集体谈判和工人运动”。

关于康奈尔暂停合作的举动,能否促使人民大学有所改变的问题,这名学者觉得很难。他判断人民大学应该不会在意这种事。一般的高校都会有很多对外交流的项目,有可能每年都会项目停止,也会有项目新增,只是没有报出来。所以他认为此事对人民大学本身的影响是微乎其微。

至今,人民大学并未对此事作出任何回应。

人民大学劳动关系专业校友王君也觉得,学校并不会感受到压力或者作出改变。她感觉到,2007年至今,整个劳工权益领域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阶段。她分析,2008年《劳动合同法》出台,同时是劳工NGO成立的高峰,这一年至2014年,整体动力都在往上走,而2015年劳工NGO案发生后,则进入下降阶段,空间正在压缩,在2017年冬天北京的“清理”中,劳工NGO完全缺位。

“我觉得在国内,不论是劳工学者的研究、还是劳工NGO本身就呈现出与劳工群体的区隔,也并没有保持时刻站在劳工的立场。”王君说道。

她觉得左翼学生的出现,是一种新的参与形式:“学生愿意去工厂体验真实的劳动生活,切实将工人当做了社会的主体,因着这个贴近被损害者的立场,他们看出了真正的价值。”

不过,学生以及学生团体也在近期受到影响,有多所高校的左翼社团遇到各类问题,包括社团骨干被约谈、社团注册受阻等。此外,有曾帮助工人维权的高校毕业生至今仍然失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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