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一代访民李宁:用直播、twitter 和微博记录八年上访路

原文来自微信号「NGOCN」:新一代访民李宁:用直播、twitter 和微博记录八年上访路

作者 柳远


中国独特的上访制度造就出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—— 访民。在大众的印象里,他们通常是这样的形象:形销骨立,哭天抢地;在一些官方媒体上,他们还会被描述成胡搅蛮缠的刁民。踏上上访道路,有时也意味着会进入政府的维稳范围,这座精密的仪器会立即启动,把访民排挤到社会边缘,甚至会在一些特定时间里,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。

在山东龙口市,一位白手起家的女老板因为和政府的经济纠纷,去北京上访了八年。直到 2009 年国庆节前夕,她被当地维稳官员带回,并死在政府办的 “学习班” 里。为了弄清她死亡的真相,她的女儿踏上了母亲的老路,同样上访了八年。这件因为上访而发生的悲剧里,涉案的有 3 名作为打手的保安,和 4 名指使的官员。

她的坚持终于带来了一些好消息。2018 年 6 月 23 日,负责审理此案的蓬莱市法院宣布,涉案的 4 名龙口市官员被提起公诉。一个月后,法院通知李宁和律师参加 8 月 2 日的庭前会议。当日,因为李宁要求带电脑,法院拒绝让她进门参加会议,她在门前等了一上午,在外网直播到 11 点。下午,她依旧被拒绝入内。

下面,是她过去八年的征程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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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宁在与保安交涉。无论遇到什么人,她都会跟对方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母亲的案子

李宁的行程总是很紧,坐早晨 7:25 的高铁从北京出发,等到了山东,正好是机关部门上班的时间,她迅速投入 “打仗” 中。

从法院到检察院,从纪委到信访局,涉及到的部门几乎都会跑一遍。每到一处,她都要在门前拍张照,有时会录段小视频,讲一讲自己的遭遇。从前视频会上传微博,但自从微博号在 2017 年 9 月被封,用了十多个小号还是被灭后,她就干脆翻墙上 Twitter,在监管触角之外的平台上发。

有次,她去龙口市政府门前,求见市委书记,她就在新浪微博开了直播。直播刚开,就有一百多号人来看,龙口政府官方微博也进了直播间。没过五分钟,直播就被掐了,她打电话去问新浪,对方说,播些娱乐的可以,直播上访不行。

信访局门口总是聚集着很多人,有些穿着黑衣,大多是中年男子,也有些中年妇女和年轻人。一有人要进信访局,他们就会拥上来,把他团团围住,热情且急迫地问:“你是哪儿的?哪儿的?”

“这都是截访的。” 李宁说:“知道你是哪儿的,就要把你带走。” 她站在山东省信访局门前,让我给她拍张照片。人群立刻把她围住,她笑:“都散了吧,我不是要发表什么重要演讲,都散了吧。” 我给她拍了张照,从人缝里,能看见李宁眼睛眯起,嘴角上扬,露出牙齿。那天我给她拍了几张照片,她都是咧着嘴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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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宁在山东省信访局门前,被截访的人员围住,透过人缝,能看到她正在笑。

“是不是太高兴了?” 李宁看着照片,问我,又是一阵笑,然后把照片发到了 Twitter 上。

信访大厅里是一排排铁制椅子,医院一样的窗口,访民的救命稻草们在窗口里办公。在这里,人们被要求端庄有礼,语调平顺,不能大吵大闹,不能发泄怒气,获得 “行” 或 “不行” 的回答后,安静离开,回家等通知,或者按照指示去另外一个部门。李宁被允许去办公室见领导,但只有她可以去,我必须留在外面等她。

见到领导的过程并不都很顺利,有时候会在保安室里 “缠斗” 很久,保安才会打电话,等待上级的命令。李宁说,上访是门技术活。“打仗” 需要很多技能,比如清晰的表达,坚决的态度,胆量和足够长的耐心。

“你面对政府无赖,你比他更无赖。” 李淑芬总结道:“她(李宁)有的时候去找领导,找不着的话,谁第一个接待她,就缠着他。他不给答复,我就拽着你,我就赖着,你走哪我就跟着哪,我今天不走了。晃这么两趟了以后他就没招了,然后就打电话请示领导,要给他一个台阶下,叫他给领导汇报一个机会。你要是很好的打发走了,他就不用汇报领导了,这样一汇报,领导出来接,肯定比他官儿要大一些。”

李宁说自己享受了 “高级访民” 的待遇,既没有遭遇冷眼辱骂,也没有被一把推到门外。在几年前,她和中国成千上万的访民一样,只会在寒风中拿着小板凳,在机关单位门前排队。

李宁面容白皙,笑起来眼睛眯得像两弯月牙。她不愿自己看起来太狼狈,有时候去上访,会抹些口红,有电视媒体采访时,还会穿上西服。她头发很长,盖住了屁股,最开始是忙着上访,没空打理,后来干脆留着,作为漫漫伸冤路的见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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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宁在山东信访局

“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很好的公民,很多人不具有她这种公民意识。” 代理律师王万琼说,“这是大家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,不管怎么样,她没有走上那种很偏激的路。” 她举了个同样发生在龙口的惨案作为例子。2014 年 8 月 20 日,一位怀疑妻子死于公安之手的男子登上了早晨的一辆公交车,在车上纵火,造成 1 人死亡,19 人重伤。

律师李金星有类似的观点,他把她称为 “新一代访民”,这位山东同乡律师在 2012 年介入这桩案子,给李宁提供了很多帮助。“以前的那些访民,第一就是跪,第二就是形象不好,穿得破破烂烂的。” 他说:“互联网时代必须改变这一代访民的形象,你必须自信,说白了你必须尊重自己,到哪里都非常体面,让别人尊重你。上访就像职业一样,我就是一种职业,是因为国家对不起我,没什么丢人的,一定不是到处哭哭啼啼,鼻涕一把泪一把,呼天抢地下跪上访那种。”

小厉害姑娘

李宁是个超生的孩子。她的父亲在当地医院做厨师,有编制,按照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,这个孩子是不允许出生的。母亲对外谎称做生意,在吉林偷偷生下了她,临出生的时候,父亲才找到了借口,去东北看她。李宁有时候觉得这就是命,“上天可能给我就是这样一个使命吧。”

她跟着母亲姓李,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。李宁在乡下度过了童年。她玩水,玩泥巴,外公去田里干活,就把她放在筐里,用扁担挑到田梗上,过得像个 “野小子”。她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学钢琴或是绘画,虽然她的家庭能够承担这样的费用。这一度让她对会弹琴会跳舞的表妹心生羡慕,“家里人一团聚,我妹妹就是风云人物,在那唱歌啊什么的,我就跟傻子似的。”

邻居们叫她 “小厉害姑娘”。她外公喜欢打麻将,外婆每次叫他回去,老头就发脾气。李宁一去,老头就乖乖跟着她回家。有时候外公糊弄她,给她点钱,让她去买点吃的。她买完了,又转回来,叫外公回家。他不走,李宁就把麻将桌给掀了。后来邻居一见李宁来,就赶她外公走,“赶紧走,你家小厉害姑娘来了。”

在外公外婆家长到 7 岁,父母把李宁接回了龙口市。母亲在市场盘下两间店铺,卖窗帘、手表和皮具,生意红火,家里还盖了当地最早的二层洋楼。父母忙,李宁就自己在市场里玩。李宁说自己也不算什么乖学生,调皮捣蛋,也不按时写作业,像个男孩子一样。后来她高考发挥失利,考到了北京一所大专学校。从空乘专业毕业后,她顺利应聘万科集团,万科承接了住建部物业项目,她就被派去住建部做会议服务。她想着将来要出国留学,去外面见识见识。

虽然那时母亲已经开始上访,她执着地让李宁避开,不让女儿踏足上访者的世界。她在北京远郊租了个小屋子,铁皮房,只有个煤气罐和一些锅,后来李宁工作了,才给她添置了电磁炉。八年上访的坎坷让她神经紧绷,像只惊弓鸟,李宁见她时,都得把手机关机。有次晚上李宁去看她,被她骂了一顿,说太晚了很危险。李宁被派去住建部工作,她高兴了好一阵子。家里的事没有解决,李宁提议说自己可以借工作便利找部长帮帮忙,被母亲拒绝了,她不想影响女儿的前程。2009 年 6 月 28 日,李宁见了她最后一面,那天是她生日,母女俩还吃了海鲜。

在整件事发展到脱离掌控前,李宁的母亲跟当地政府发生的是经济纠纷。2001 年,她和当地市场发展管理局在房屋租赁上产生了纠纷。在处理纠纷期间,被管理局锁上的店铺里还丢了大量货物。2002 年,她开始上访。管理局曾经与她和解过,答应赔偿 68 万。他们先赔了 48 万,剩下 20 万分期支付,前提是她不能再去上访。因为李宁想要出国,李淑莲急着要回剩下的钱,被拒绝后,她又继续上访。

去北京,被带回,又去北京,又被带回,这件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直到 2009 年 9 月 3 日,李淑莲被当地从北京抓回龙口,和外界失去了联系。一个月后,家人在殡仪馆看到了她的遗体。

悬崖边

上访是条什么路,李宁虽未涉足过,但也有些了解。还在住建部的时候,大门外总有些喊冤的,要把材料交给领导,“我们都麻木了。” 母亲上访了八年,她没料到自己也会在同样一条路上走了整整八年。这一切起始于 2009 年 10 月 3 日的青岛机场。

当时李宁收到母亲病危的通知,就迅速回到山东,刚下飞机,收到了小姨李淑芬的短信:“这是圈套,立马返京。” 龙口市的警察已经在机场等着她了。她躲进厕所里,给工作单位打电话求助。对方一个隔间一个隔间地找,把李宁拖出厕所,带回龙口。

家属们被告知李宁的母亲上吊自杀,随后被安排见遗体,身边围满了警察、武警和政府人员。母亲的仪容已经被整理过,还穿上了寿衣。在强烈抗议后,家人脱掉她的寿衣,才看到满身青黑的伤痕。维稳机器迅速启动运转着,每个在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亲属,都被工作组迅速公关,“稳定情绪”。李宁是唯一的例外。她熬了一晚,逃出龙口,过程惊险得像电影桥段。

叔叔骑着电动车,趁乱把李宁送出政府安排的东莱宾馆。他们穿过麦杆地,走小道,身后还跟着鸣笛的警车。叔叔把她放在马路边,她就在马路旁的水沟里躲着。她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求救,随后拔掉电话卡。

朋友打了辆黑车把她送到临近的蓬莱市。她在路上拦车,听见警车的声音,就跑回马路下的水沟里躲着,来来回回的,终于有辆私家车接上了她,他们一路驶向港口。

她原本打算坐船去外地,绕开龙口回北京,结果晚上不开船。他们又从蓬莱去了威海市火车站,却大门紧闭,没有火车。听闻事情原委的司机,避开高速,兜兜转转,把李宁送到了河北衡水。她从那里上了大巴,凌晨回到了北京。

“第一天我就知道,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 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,李宁说起八年前的事,总是笑个不停。熟悉她的一个朋友说,事情刚刚发生时,她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淡定,“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。”

事情最初有过那么一丝希望,如果能顺利得像戏文里一样的话 —— 蒙冤的少女逃到北京告状,青天过问,魑魅魍魉立刻受首伏法 ——4 号回到北京后,李宁照常上班,遇上了中秋假期加班的时任住建部部长姜伟新。部长听说了她的遭遇,同情她,帮她组织了一个洽谈会,参会的除了住建部的官员,龙口市也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过来。李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,部长秘书安慰她,虽然这不是他们管辖范围,但他们会竭尽全力帮她,她的生命安全是可以保证的。李宁像往常一样,端茶,倒水,之后对着一会议室的官员讲述自己的经历。

但美好结局没有发生。李宁被万科迅速调离住建部,调去远郊昌平工作,她说自己是被 “发配边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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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0 月 3 日,李宁母亲忌日。李宁与家人正在烧纸祭祀。

她做过保安,保洁,客服,工作繁杂 —— 看监控,扫雪,小区鹅卵石水池换水,绿化带打药,哪儿有狗粪,哪儿鞋丢了,全都找她;袜子没穿肉色,没穿黑色皮鞋,她被说一顿,打扫卫生灰没擦干净,她又被说一顿。

2009 年,李宁专升本,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。学校在三环,工作地在六环开外,她像只陀螺,生活抽得她一刻不停,从睁眼就开始旋转。公司下午 5 点半下班,她赶着公交车去上晚上的课。路上遇上堵车,到了学校,老师早就下课了,李宁扑了个空,又得赶回去休息,深夜 12 点才回到员工宿舍。到了第二天早晨 7 点,这样的日子又要重复一遍。

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上访。国家机关部门的办公时间也是正常工作日,在万科工作三年,李宁把能请的假全部请了,有时候就先斩后奏,给上司发短信说头疼脑热,请病假,便立刻关机上访。

后来,父亲和哥哥也逃到北京,怕被龙口驻京的人发现,不敢打工,连门都不敢出。随之而来的经济窘迫。缺勤多次,李宁每个月都拿不到全额工资,不到两千块的工资,要支撑她、哥哥、父亲三个人在北京的生活。

最开始上访,她也没什么经验,没有材料,带了个 U 盘就去排一宿的队。别人带着被子,褥子和棉大衣,她什么也没带,好心人让她在铺盖上坐着,就这么对付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上午,轮到她递交材料,对方让她提供省级司法机关的文书,可她连一张纸都拿不出来。

事实上,直到 2010 年李宁去最高检上访,她才知道有两个人与母亲的死亡有关,已经被抓了。三年后,她和律师看到了卷宗,才知道殴打她母亲的是三个保安,已经在 2010 年以 “故意伤害致人轻伤” 的罪名被审判了,但那年,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官方的通知;还有三名指使此事的街道办官员,他们被免职,但没有被追诉。

2012 年,跟万科三年合同即将到期,李宁被逼到了悬崖边,她将失去工作,稳定的收入,组织的庇护,但眼前还是看不到头的黑暗。

挣扎

中国的信访制度一直是个矛盾的怪圈。信访制度被视为民众表达意见,“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机制”,而 2008 年,随着中央政府对信访责任追究规定出台,各地上访的人数,又成为考核官员的标准之一,地方政府要阻止访民在国家信访局留下记录,这滋生了暴力和腐败。2013 年,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落马,根据新华社的报道,在 2006 年至 2013 年间,他受贿 510 万,“在修改信访数据、处理信访事项、承揽业务等方面向他人提供帮助”。

一旦走上这条路,或者俗称的 “上北京”,上访者会被迅速边缘化。每逢重要日期,诸如国庆,两会期间,这些人会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,李宁的母亲最后一次去北京是在 2009 年,正值建国六十周年,她在北京的出租屋里被当地连夜带回,送进了 “学习班”。

但所谓敏感时期,敏感地点,却是访民吸引注意力的机会。2012 年 3 月,将近五千名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人民大会堂,参加一年一度的 “两会”。这次会议上,他们表决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;总理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说,政治改革不成功,文革可能会再次发生;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后一次亮相,称自己在王立军事件里用人失察,十分痛心,会议闭幕后便锒铛入狱。

会场之外,走投无路的李宁在天安门广场踌躇了两个多小时,她看到一个又一个旅行团路过,导游带着游客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。手脚冰凉,心脏狂跳,她问自己,李宁,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?然后她脱掉了身上唯一一件衣服,裸着身子跪了下来,对着广场上的游客说,我叫李宁,我是一名大学生,我妈妈上访被打死了。

之后几分钟里,她满脑空白,等反应过来时,她已经被裹上了衣服,架上警车,一路送到了久敬庄救济中心。在北京,所有违反信访条例的外地上访者,都会被北京警察送到久敬庄或马家楼救济中心。之后,万科派人接她回了昌平。走之前,有人劝她,小姑娘这么年轻漂亮,将来找个有钱有权的,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李宁沉默着,没有回答。在后来的几年里,总是有人这样劝她,让她放下,“你现在就是以卵击石,你就是一个鸡蛋,碰完了之后,在石头上什么痕迹都没有(留下)。”

父亲和哥哥在几天后,才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消息。李宁给李淑芬打了电话,问她,“小姨,我是不是给你们丢脸了?”

“我说怎么算丢脸,你是英雄,他们谁也拿不出来这个勇气的,怎么能会丢脸呢?意思就是这样,谁拿不出这个勇气,包括七尺男儿也没有这个勇气。” 李淑芬说,当时的境况太糟糕了,案件程序迟迟没有启动,全家陷入极其窘迫的状态,“怎么样也是死,与其是说默默而死,不如说抗争一下,死是不一样的。”

2012 年广场上的下跪引起了网络舆论,一些长期关注冤案的律师、记者开始对李宁施以援手。那几年正是中国互联网急速发展的时候,微博成了公众参与政治的重要平台,“围观就是参与” 一度成为公民行动的口号。当时很多观察家都对互联网民主抱有乐观态度。“每一个事件的爆发,就算未能真正在这个事件上查明真相或是实践问责,但都让公民对这些公共议题背后的结构、对于不负责任的政治权力认识更加深刻,也更有兴趣了解。微博确实有助于一个半成熟的公民社会慢慢成形。” 台湾文化评论家张铁志在 2011 年的文章中写道。

微博成了李宁在虚拟空间里的嘴,她的演讲在这里进行,观众是逐渐把互联网融入生活的 5 亿网民。2010 年后,她在网上到处发帖 —— 腾讯微博,新浪微博,天涯论坛,一切只要是能让别人听见的地方。她把这当成了一个任务,“不管这个案子能不能解决,你就是要喊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。我已经没有其他途径了。”

广场一跪后,关注她微博的人变多了,天南海北的人在微博下留言,给她支持,有人心疼她,劝她别太苦,去过自己的日子。正如很多观察家期盼的那样,互联网开始彰显它在公民运动中的力量。2014 年 3 月 8 号,又是一次 “两会” 期间,李宁被维稳人员一车带回了龙口市,在看守所里关了 10 天。她在看守所里绝食,律师们就在微博上发起了 “守护李宁” 行动。李淑芬后来回忆说,这个行动算是上访 8 年的 “小高潮”。

那时候,李淑芬不会用智能手机,就把自己的微博号给了来山东支援的年轻律师,让他在微博上更新消息,她负责接待从全国来的声援者。每天都有二十多人,李淑芬就煮鸡蛋,挤羊奶,给大家准备早餐,开着车接送律师、记者和网友们。到了最后一天晚上,所有人都在看守所门前等着,天冷,大家就缩在车里。第二天一早,李宁被放了出来,人们拥上去,对她说:“李宁,我们爱你,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。” 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,在看守所门前噼里啪啦放了起来。李宁抱着束百合,在看守所门前拍了张照,这张照片成了她 Facebook 账号的头像。

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像铁墙一般压了过来,空间愈发逼仄。任志强曾经在微博上转了李宁母亲的案子,她截了张图,保留到今天。2016 年 2 月,这个拥有 3000 万粉丝的大 V 账号,被网信办勒令关闭。2017 年 9 月,李宁在微博上对新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喊话,之后这个使用了将近 8 年的微博号被封了。她又注册了两三个小号,被灭。她在微博粉丝里借小号,“转世” 了十几次,还有个号被她改名叫 “山东党”,只要一上传她的照片,立刻就被灭了。

李宁憋屈得很,“把我逼的没地方说话”,后来干脆跨过网络长城,在 Twitter 上继续发言。她的 Twitter 账号有 7280 个粉丝,她像写日记一样,在 Twitter 上记录自己的行动,困惑,愤怒和痛苦。网友们给她留言支持,如果几天 Twitter 没更新,还有人担心她安全,问她是不是出事了。李宁有时会回复,但更多的时候,她会一个劲儿地写,一个劲儿地说。

网络连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,李宁也开始关注起母亲死亡之外的案子。2013 年,福建郑江龙案在漳州开庭,她想去旁听,又纠结机票太贵,就给李淑芬打电话。“我说,一定要去,走出去。” 李淑芬说:“每一个大的冤案,轰动的案件都是力量的聚集,你去那肯定那个(有帮助)。然后她说行,就去了。”

自那之后,李宁在洗冤律师们创办的洗冤网做志愿者,律师们代理案子,她就帮着寄寄材料。她从一个受害者家属,为妈妈申冤的女儿,开始转变为法律人。李淑芬惊讶于李宁的成长:“过去她就说(自己)妈妈很冤很冤,感觉天下最冤,冤得不能再冤了。她在洗冤网工作,又发现了更多的冤案。她说小姨,其实比我妈妈冤的案子全国太多太多。你没看到,我看到那些,真的很多很多。”

小姨

李家三个女人,她母亲,她小姨,再到她,都一个性格:轴,一根筋。母亲去世后,小姨李淑芬成了李宁背后唯一的支柱。

李淑芬有一双和李宁一样,笑起来眯成月牙的双眼。她曾经是当地医院急诊科的护士,在乡下承包了一个果园,平日里忙着照顾病人,闲着的时候,就去果园里干干农活,散散心。事情发生后,她也曾经穿得漂亮体面,去当地政府去询问情况,刚进门,没见到领导,整个人被保安推倒在地,打断了右手小拇指。护士的工作丢了,原本鼓捣着玩的果园,很长时间里成了她和李宁的重要经济来源。有时李宁在北京太困难,捉襟见肘,就给李淑芬打电话。

比之更甚的是来自亲人的伤害。李淑芬丈夫是当地公务员,和她协议离了婚,女儿也跟她断绝了关系。走之前,女儿质问她:“我现在有妈妈和没妈妈有什么区别?你有想过我吗?” 她劝不回女儿,至今也没跟父女俩联系过。

李宁在北京上访,她就在家料理果园,跟龙口市政府 “打仗”。没事的时候,她会去广场上拿着大喇叭普法。巡视组来山东,她就每天去看,“监督他们工作”。她有辆丰田皮卡车,刷成白色,一侧贴着 “龙口公安贪赃枉法”,另一侧贴着 “警察人神共诛”,车前盖上写着:“申冤无罪,杀人偿命”,后面贴着 “李淑莲千古奇冤”,车顶上写个红色的 “冤” 字。在这辆 “喊冤车” 被交警扣下前,她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地驶在龙口的大街小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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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淑芬和她的 “喊冤车”

李宁跟她打电话,怕电话被监听,时常换手机号,手机卡买了一摞一摞。要说重要的事,她们就买同一天的报纸,或者同一本书,靠 “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” 来沟通。“李宁想的法子。” 李淑芬说,她也不知道李宁在哪儿学的:“跟地下党似的。”

2015 年 8 月 25 日,这个唯一的支柱被突然撤走了。那天李淑芬在果园里补鸡笼,一排公安的车在房子前排开,他们直接冲进来,拿出传唤证比划了一下,把李淑芬给铐上,带走了。

李宁在龙口公安局门前守了一晚上。白天还晴空万里,到了半夜,突然电闪雷鸣,暴雨如注。公安局门前的岗亭有把撑开的遮阳伞,她就在伞下坐了一夜。那晚的雷声像是在头顶上炸开了一样,李淑芬在拘留所里想,干脆劈死那些害死她姐姐的人算了。

李淑芬在拘留所里被关了 38 天,李宁就在龙口守了 38 天,在微博上呼号,随时更新情况。公民和律师在网络上发起联名信活动,要求释放李淑芬,将近 80 多个人在信上签了名。“真的,要不你就把我弄死吧,你放了我小姨。” 即便事情已经过去 3 年,回忆起那时的无力感,李宁仍旧会皱起眉头,歪着脑袋,满脸痛苦:“很多人也跟我说,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,现在不仅仅是你妈,以后可能是更多人的血。”

2017 年 9 月 22 日,李宁披着雨披坐在山东省委门前,要求见省委书记刘家义。

在王万琼看来,那是李宁走向成熟的转折点。有几次,律师们聚在一起,开她母亲案子的研讨会,李宁发言总是很少,王万琼还有点生气,“这么多年的事情,这么长的一个故事,你怎么三言两语就完了。”

在李淑芬被抓之后,即将走向而立之年的李宁 “就像脱胎换骨似的”。无论是去见烟台检察院的院长一行,还是见龙口政府工作组的人,李宁开始条理清晰地口若悬河。“我就觉得这个小家伙怎么这么能说,特别逗。” 王万琼说。“受打击以后,她会沉默一段时间,她也会肯定在想这个东西。还是那句话,挫折在不同的人面前,最后会呈现不同的东西。可能强者会更强,弱者可能就被打垮。”

抗争

母亲的死是一个巨大的问题,这个问题被切割成无数细小而现实的问题,比如申诉材料到底有没有寄到,律师什么时候可以阅卷,什么时候能调取作为证据的视频。每个小问题都需要付出同样的精力和时间 —— 从龙口市公检法、信访局、纪委、市委,到烟台市公检法、信访局、纪委、市委,再到山东省公检法、信访局、纪委、省委。每一次,这套上访程序都要来一遍。去的次数太多了,门口的保安都认识她。

去年 3 月,李宁和律师到了烟台中院,他们要拍照,法警跑过来阻止,对他们吼:“不许拍照!” 一看是李宁,又改口,“哦,是你啊,好好,你可以拍,随便拍。”

李宁像推着石头的西西弗斯,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山顶前进。她的武器也只有两个:一张嘴和社交媒体。她还自学了法律,有时就在家看网络课程。她参加了两次司法考试,可惜都没过,这并不影响她在演讲时使用法律,“打仗” 时,她还会掏出手机,搜出法条,指着屏幕,一句一句地念出来。

李宁说,自己是被当地政府培养出来的,“真是被坏人教坏的。” 在她还是个 “好人” 的时候,龙口政府工作组总是来北京找她,给她做 “思想工作”。她手足无措,不知道怎么和这些官员打交道。对方说她母亲做过什么坏事,她百口莫辩,只能一个劲儿地辩解,我妈妈是好人。“就是特别幼稚。” 李宁说。

对方许诺她很多条件,要给她介绍大老板,把她安排到龙口最大的企业工作,还能提供出国机会,要给她买新出的苹果手机,有时还会劝她 “小胳膊拧不过大腿”,“想想自己的生活”。“我知道这些都是老狐狸,你让我一个小白兔跟老狐狸去谈判,我能谈成什么样?” 那时的李宁只能告诉自己冷静,别中圈套,也别顺着对方的思路走,“我最后就跟他们讲说需要一个真相,别的不要,他们就白谈了。”“谈判就是一个菜市场讲价的过程,他把人命当一个白菜价,在那给你磨。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,去抗争,去学习他们的谈判技巧,学习他们怎样对待我这样的人。”

被抓,被打,再控告那些抓她打她的人,李宁的八年一直缠绕在司法程序里。这个以前见到警察就会发抖的女孩,现在对于被送进局子里,已经觉得稀松平常了,所以在 2018 年 1 月 11 日的那天晚上,济南杆石桥派出所的审讯室里,她还跟年轻警察开起了玩笑,夸他长得帅。

警察问:“姓名?”

李宁回答:“不知道。”

“年龄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性别?”

“男的!”

被审讯时,李宁又开始了演讲:“我有罪,我罪该万死。我不是以扰乱公共秩序来定罪,我是孝女罪。你要不然就把我判死刑,反正你们也有枪,把我当场枪决。” 她说起了自己母亲的死亡,和这八年的痛苦,总是一副奔赴死亡的决绝口吻:“你说我什么罪就什么罪,反正我也进去吃过大牢狱,无所谓。大不了就一条命,反正这一条命早晚都是死。”

后来的采访里,李宁都提到了 “死亡” 和 “解脱”:“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感觉,你就把我弄死,我还能解脱了,我就不用在人世间遭受这样的痛苦了。如果说人间给不了我正义的话,我上阴间去找阎王,那时候我在阴间等着你们,我先提前给你们铺好路,是不是?”

可她还不能解脱。2014 年,三名涉案的街道办官员终于被提起公诉,罪名是 “涉嫌故意伤害”,李宁和律师们不满意:三名官员的罪名应该是 “非法拘禁”,“滥用职权” 和 “故意伤害(杀人)”,还有一名官员仍在逍遥法外,这名官员后来升任了龙口市宣传部副部长。到在 2017 年,这名官员被检察院审查起诉,另外三位涉事官员罪名变更为非法拘禁罪 —— 外界都将这视为此案的转折 —— 但司法仍旧没有给出一个让李宁满意的答复,她仍旧得日复一日地 “打仗”。

“这才刚刚开始。” 李宁这么告诉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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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宁一家与律师们

“小胳膊拧不过粗大腿”,这句话印象太深刻了,李宁总是不断地提起。工作组的官员对她这么说,警察也对她这么说,她就记到现在。有时候无望到了绝望,她觉得自己 “变态”,自己掐自己,打自己,甚至想象电警棍落在身上,到底能痛成什么样。这八年过得痛苦,但李宁说,如果再来一次,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:“我感觉我这一生啊,做这个选择是最正确的。”

李宁后来在卷宗里看到了四名官员的照片,黑白的,印在纸上模糊又陌生。她甚至都不知道该不该恨他们。“我就是让他们知道,就是打死人要是付出代价的。” 她说:“我一直告一直告,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,进入牢狱的时候,会在内心深处有一丝忏悔。”

见过很多刑案当事人的王万琼觉得,李宁这样的当事人太少见,少得难能可贵,“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有底线,有原则,是吧?中国人这样的人太少,所以说她们的抗争就变得很有意义。她真是豁出命去抗争,这一点我是相信的。她真的不是在威胁那些人。 ”

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第一天见面,那是 1 月 9 日。李宁和李淑芬为了律师阅卷的事情,又一次辗转龙口、蓬莱和济南。她们刚结束一天的战斗,我们在一家饭馆坐下,聊起了她们这八年的坎坷和痛苦。

“老百姓必须要抗争。” 李淑芬举起右手,捏成拳头向下压,说:“这就是他们,他们一直在向下压。” 她又举起左手,作出一个从拳头底下逃逸的动作:“如果我们抗争,我们就可以有空隙。”

“但如果没有抗争,” 她收起那只逃走的左手,拳头嘭得一声落在桌上:“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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