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报行动——四通桥抗议事件后,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各种掣肘下发出回声

这是一群学生行动者,她们在四通桥事件后在不断制造“回声”。政治表达的一腔热情,在跨越国境的审查制度、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、以及潜在的网络暴力威胁下扎根生存,同时还隐藏着对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遭受政治骚扰的恐惧。七位海外的学生行动者,分享她们在四通桥事件后的行动经验和反思。也勾画了一个个肉身离开中国大陆,发声却依然艰难的学生行动者的剪影。

22 图:@northern_square Instagram 网上徵集

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,首发于端传媒。

“不要核酸要吃饭,不要文革要改革,不要封控要自由,不要领袖要选票,不要谎言要尊严,不做奴才做公民”。10月13日,出现在北京市四通桥上的白底红字的抗议横幅,和升腾而起的浓烟一起,击中了很多中国人的心。

中国之内,人们用含混模糊的话语,在社交媒体试图传播点滴的消息,却遭遇大批的封号查禁。而在海外,受“四通桥事件”震动的一些留学生,开始用海报的形式,在自己所在学校的公告板上,或生活所在地,回应四通桥事件。这群学生行动者们在不断制造“回声”。政治表达的一腔热情,在跨越国境的审查制度、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、以及潜在的网络暴力威胁扎根生存,同时还隐藏着对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遭受政治骚扰的一丝恐惧。

拿着的打印好的海报,这些学生们在揹包里装好胶带、图钉、马克笔,在深夜或者凌晨,潜入课室。同时仔细观察周边的每一个人,回避路上、课室和走廊里遇见的中国面孔——“我不知我们是否政见一致”。月夜里的婆娑树影在紧张的情绪中变得清晰,那些对“同胞”的不信任,对无限入侵个人生活的威权系统的畏惧,以及自己身处其中,却无法得到足够保护的海外大学系统,和自己作为发声者的孤独感,凝结在一起,勾画了一个肉身离开中国大陆,却仍旧发声艰难的学生行动者的剪影。

在本文中,将有七位海外的学生行动者,分享她们的行动经验和反思。她们用行动消减政治时事带来的抑郁情绪,和同样正在街头进行抗议的伊朗人产生联结。她们中的一些人,曾被校方保安以“海报内容太过政治,可能冒犯到别人”而制止。在思考大学制度中“微妙的种族维度的懒政”,以及对大学系统的不信任中,她们也在试图建立新的行动方式。

“你真的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”

Vava在欧洲一所招中国学生最多的大学里学习,听到“四通桥”消息的时候,她正在图书馆自习,一个朋友在Instagram上问她:“你有没有听过北京那个事?有很多人炸号了。”Vava当时的第一反应是:炸号这个事,是每个生活在审查制度下的人的日常,不觉得有什么震撼。直到她点开了一张有着横幅和浓烟的照片,她感慨:“终于有人干这个事情了”。

这个图片,在瞬间把Vava带回了那个她没有经历过的年月——“1989年的春夏之交”。遍布广场的标语和横幅,持续在播放学生诉求的大喇叭……这是她对那个年代的碎片化想象,此时经由四通桥上的横幅,突然变得具体起来。接下来,Vava陆续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了回应四通桥事件的贴海报行动,她没有考虑太多,只想着,“立马输出、立马贴上去”。

12 设计融合四通桥事件的英文标语和秋瑾《勉女权歌》里的“吾辈爱自由”的海报。图:受访者提供

Vava没有直接用社交媒体上现成的海报。她注意到彭载舟的号召材料(编注:推特账户名为“彭载舟”的用户曾发出与四通桥相似的口号,还在网上留下呼吁抗议的详细材料)里强调的男性身份,她不希望这个政治表达成为男性叙事,也不希望抗议活动成为新的以男性为中心的阵地。参照以往的经验,将男性行动者英雄化的后续行动,往往或多或少又形成了对女性行动者声音的边缘化。

于是Vava设计了符合自己诉求的海报。她融合四通桥事件的英文标语和秋瑾《勉女权歌》里的“吾辈爱自由”,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。她还把自己设计的海报投稿给了新闻网站,分享给其它的行动者使用。当看见这张海报被不断下载、使用,她产生了一种和素未谋面的、世界各地的行动者联结的微妙感觉。她知道有人和自己在一起。

在了解四通桥事件始末的当日下午,Vava就已把自己要用的物料打印完了。可是她不能完全信任图书馆里的中国人。借着上厕所的由头,她来回在图书馆座位和厕所间走动,观察自己能够贴海报的地方。那个可以贴海报的公告板,她曾路过无数次。这天中午,她没有吃饭,饿着肚子等到晚上,偷偷观察,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。一直到图书馆闭馆前的十五分钟,因为饥饿,她实在熬不住了,就飞快地在公告板上把自己设计的海报贴了上去。她同时在一个迎新周的牌子上,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,塞了自己的海报。

她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海报行动。没有戴口罩,也没有别的“反侦察”工作。后来几天,陆续看到其ta人投稿的时候,Vava有一种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的感觉。她能够确认,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发声,至少没有那么孤独。

这种孤独感曾长久地伴随她。每天在网络上跟进新闻,她常常感觉到抑郁的情绪,她笑称这是“政治抑郁”。但这样的政治抑郁,其实在行动起来之后能够得到消减。“只要行动起来,就会有人看到,看到就能互相鼓舞。”

她此前参加过香港人在中国大使馆前的“六四”集会。那些集会的主要语言是英语、粤语。很多口号会直接使用粤语,不说粤语的Vava经常有心无力,感觉“完全跟不上”。有一年,她在集会快要结束的时候,终于忍不住用普通话喊了一句口号。也是在那个时候,一些普通话的使用者才开始关注她,开始互相认识。

如今Vava觉得,“你真的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,才能吸引来和自己一样想法的人,我特别想发出这种声音”。她在13日的行动后并没有停止。她接下来的期望是组织女权小伙伴们集会,并持续发出更多的声音。

1 图:@citizensdailycn instagram

跨越国境的审查,躯体化的恐惧,以及一些鼓舞

和Vava想着“立马回应”的过程不太一样,其他的行动者则有过更多的“纠结”。她们曾想象了无数次和“爱国人士”对峙的场景,也担忧还在大陆居住的家人,可能受到警察骚扰。但即便恐惧蔓延在自己的生活里,她们仍旧选择了站出来,去回应,去发声。

“流浪锅贴”在接受采访时特意出了家门。她担忧家里有一个听得懂中文的舍友,打算到公园里去接电话。但因为公园里割草机的声音很大,她又折回家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她开始关照自己的感受:为什么自己并没有犯法,却这样害怕被噤声、被审查、被潜在的系统性暴力伤害?身处一个“能相对自由发声的国度”,自己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否合理?

她在Instagram上转发了一些图片,转发之后一直非常担心,担心Instagram上会不会也有那种会举报的“爱国人士”。她说“这真是一种内化了的恐惧”。

她花了两三天消化这个事件。看到社交媒体上各大高校的陆陆续续的投稿,她也希望加入这样“联结”性的发声。她和朋友在伦敦五六个地标处贴了海报。为了人身安全,她们选择在晚上行动。最开始贴海报的时候,“流浪锅贴”很犹豫,她计划着,先把胶带在海报上贴好,这样就能快速地一下贴到想贴的地方。她担心在公告栏、地标建筑以及垃圾桶旁边的已粘有几张“404”海报的铁板前,引起“小粉红”们的注意。

她感慨道:“这样一个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的‘小事’,到了中国人身上就夹带了很沉重的情感劳动。而这行动本身也有实际的风险。”

在唐宁街的时候,她和她的伙伴遇见了正在抗议的伊朗人。伊朗人好奇她们手里拿着的海报的内容,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后,他们说“我们在为同一目标而抗争(we are fighting for the same thing)。”

Alex也在自己的学校贴海报。她戴上口罩,穿了戴帽衫。她选择避免与中国学生正面接触,即使她知道她的行动只是表达个人的政治观点,是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,但她无法避免担心“小粉红”对暴力的滥用(被举报和被拍照),她也担心自己的行动会被挪用为“反华材料”,变成大学阻挠学生行动者下一次行动的借口。

4 Alex在学校公告栏看到“真理属于人民”的照片。图:受访者提供

贴完海报之后的好几日,Alex去学生活动中心和图书馆观察,假装是“不谙世事的路人”。她惊喜地发现,她的海报旁边又附上了两三种不一样的海报。她还在一处新的公告栏里,看到了六四事件的照片,看到了1989年的学生合照,看到当年的大幅标语“真理属于人民”、“不自由,毋宁死”。

站在公告栏前的Alex很感动,她背过身去抹眼泪,她感觉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在关注这些事情。但是,“可能我和这些留六四照片的学生根本不会有一个合照”。她们可能在饭厅擦肩而过,可能在图书馆的同一层楼看书学习,但是“见面不识”。Alex 想,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结?

而另一名留学生小邓的家人正在内地经历警察的骚扰,因此她这次不得不只能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以表支持。她去教学楼上课的时候,看到这些支持彭载舟的海报,但她不敢也不能进行任何的回应。她甚至也不敢在海报前多站一会。作为一个活跃的关注同志权利的学生行动者,她不知道这一次警察对家人的骚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,而她也不敢敢轻易地把想法转化为一个行动。

像是一个躯体化的反应,小邓感觉到很多事情,即使是简单地发声,都让她感觉“要三思而后行”。

“审查制度严重到这个程度,已蔓延到海外。我没有办法跟任何肉身在国内的人提起这个事情,我不敢在微信上讲这个事情。”她说。

小邓知道,国内媒体是没有任何渠道发声的,任何四通桥事件的关键词、图片,甚至英文图片,也发不出来。那首叫“四通桥”的歌,最近也被下架了,目的是避免人们“借题发挥”的分享。

小邓和另一位行动者Kelly都提到了荷兰瓦格宁根大学近日发生的事件。有“粉红”学生将别人贴的海报撕下来,并且举报。这些 “爱国人士”在社交媒体上对举报行动的描述是,“在我们的监督下,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校方把这些海报一一清除了”。一份“爱国人士”的自述里,写了和校长交涉的过程,声称校方要求“监控”,每个校园区域的负责人也会对自己的区域进行“核查取证”。而瓦格宁根大学在这份自述中做出了一个承诺,“承诺如果是这个学校的雇员(粘贴海报),这些人将会受到更多的惩罚。”

Kelly也发现,这些所谓“爱国人士”倾向于动用“中荷关系”来说话。他们认为,“中荷关系”可能会被支持四通桥抗议者的海报所影响。在Kelly的经历里,“爱国人士”看到抗议海报的第一反应,不是思辨,而是“控评”——让这种反抗的声音压抑下去。她注意到,剑桥大学的“爱国人士”在抗议海报旁边的反驳是:“你们不能代表中国人”。

Kelly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(Goldsmiths, University of London)发现学校的抗议海报上被“爱国人士”用马克笔写了“fake” (“谣言”)。而这个写“fake”的同学,和Kelly上同门一选修课。大家都站在走廊看抗议海报时,这个同学大声又得意地说自己就是写“fake”的那个人。Kelly气不过,从他身边走过去,在海报面前拿出自己的马克笔把fake划掉,写了一个“not”。抗议海报上的留言变成了“not fake”(不是谣言)。Kelly感慨,“dictatorship cannot be justified(独裁不能被证明合法化),所以即使是小粉红。他们也只能说这是谣言。”

5 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(Goldsmiths, University of London)学生在天安门事件纪念楼粘贴海报。图:受访者提供

Kelly的父亲是六四运动的参与者,他曾因游行活动被逮捕。Kelly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大部分在审查制度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不同,她对中国来的学生没有太多的信任,因为过多的交谈可能会再度引起政治骚扰。

但这一次,她贴海报时,发现有别的人也在贴海报。 “那个人站在柱子边上,我瞬间警惕起来。我在观察他。后来我发现,他其实也在偷偷观察我。我们不能确定双方的政见是否一致。我当时很心疼,我们那时候什么也没有说,就是在猜测。”

Kelly意识到,自己处在一个“各种被割席”的群体里。台湾的朋友因为台海关系变得非常创伤(trauma),很多人因为这些创伤已经很难并肩行动。而每次跟香港、台湾的朋友提起自己的政治意见,Kelly也有点恐惧,她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能够理解她的挣扎。

Kelly说:“我在想,我们(来自大陆的学生)总是被理解为一个迫害别人的人,那很多时候,就会质疑,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被迫害的人呢?”

“难道因为我有一张中国脸,所以做什么都需要得到permission吗?”

和Kelly一样,Jolie也就读于金史密斯大学。她是大学里第一位粘贴海报回应四通桥事件的人。在第一批海报粘贴出去之后,她周末进入教学楼打算贴更多海报时,受到了楼栋保安的阻挠。

因为周末进入教学楼需要摁铃,所以Jolie在进入教学大楼的时候,不得不经过保安的审查。保安并没有不允许Jolie贴海报,但他尾随着她,并解释说:“这些海报太政治化了,一些学生会被冒犯到的(It is too political. Some students may be offended)。”保安表示,这些贴上去的海报也会被撤下来(I will remove them)。

Jolie想着:“怎么会有人被这些事情冒犯到呢?”她跟保安解释说,她们是在against authority。保安告诉她,他真的非常理解,但是这是他收到的命令。

听到这个回应之后,Jolie出了教学楼。沮丧的她,在学校外面遇到了另外两个同样在贴海报的女生。她们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。Jolie想,金史密斯大学有纪念天安门运动的地方,怎么会阻挠学生贴海报呢?

Jolie很快就摆脱了沮丧。她继续在校园里面贴海报,但选择了更加温和的内容。那张“和新疆人在一起、和香港人在一起、和台湾人在一起”的海报,以及另一张“爱diversity爱酷儿”的海报。这次她遇到了两个保安。第一个保安问她,你的这些海报有没有任何冒犯性(offensive)的内容?她给保安口头翻译了一遍,正准备继续贴的时候,又来了另一个保安,问她:“你有没有得到其他保安的允许?最近学校收到了非常多的投诉(much complaint)”。

Jolie不由想:“难道是因为我有一张中国脸,所以我(无论做什么行动)都要得到permission吗?”第二天,她发现,那些她和不认识的伙伴们晚上贴的海报,都已经被清除了。那是她们一夜未睡,凌晨四点钟起床去课室贴的,全部都被清除了。还有那些打游击战一样,在咖啡厅间折返了三十多趟才全部贴上去的海报,也都被清除了。

这是Jolie到伦敦的第三周,她不认识任何的朋友。但贴海报行动后,她拥有了一些网友,也发现自己贴的海报旁边有了新的海报,虽然她不知道是谁贴的,但她很感动。 她也发现了有手印印在自己的海报上,也有人写字回应。

6 抗议海报上有红色手印回应。图:受访者提供

在历经阻挠之后,Jolie有一些“忍无可忍”的感觉,她没有再戴口罩或者做任何伪装。开始在人流量最大的走廊贴海报。身边经过很多中国人,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层面上的冲突。有两个中国女孩在她贴的海报前停留了很久,并且暗暗给她竖起了大拇指。

不过同时,也有一群中国学生在看到大片的海报之后,开始喊出了“wow”,开始互相询问“到底是谁做的”,感慨这个事情真的“好丢脸”、因为“家丑不能外扬”。Jolie此时就在他们身后,她看着这些同学“旅游打卡”一样跟抗议海报拍照,她非常愤怒。她听到他们在议论要不要把海报都撕了,但最后,他们拍完照之后走了,没有做任何的事情, “像是没有任何的想法”。

“除了贴海报,下次我们还能做些什么?”

Jolie在来伦敦上学之前,一直在大陆生活,她的社交媒体账号曾不断被“炸号”。她感觉自己“一直在废墟上生活,我一直在重建,我不知道怎么认识朋友。我凭什么相认。那种(渴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的)情感是特别强烈的。”

与Jolie不同,小邓对大学系统的不信任由来已久。小邓说:“这些抗议的留学生,不管是集体和个人,戴口罩、戴墨镜,深夜在校园各处留海报,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于学校的不信任。”因为这些表达,原本应该是正常的,是大学言论自由的一部分。

类似地,Alex也不信任自己的大学,也不认为自己的大学系统能够给自己足够的保护。她觉得英国大学是非常商业主导的机构,十分注重中国留学生,把这些许多国际学生当作“提款机”(cash cow),也不敢轻易做出任何影响招生市场的行动。所以,学校系统是不会保护与大部分“中国大陆爱国学生”意见相左的行动者的,一旦双方有冲突,抗议行动在一个“所谓的自由国度”里,会被限制。

“流浪锅贴”提到金史密斯大学的阻挠事件的时候,感觉“很糟糕”。她认为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有一种“带有微妙种族维度的懒政,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对中国学生言论自由的打击。”但她并不认为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能够代表全部的英国大学价值观。她说,在多数情况下,学生行动需要通过行政流程上的确认,这个过程的确是“冗长”的,但学生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这些问题。

但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事实:来自中国的行动者,在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高校,带着种族边缘身份,也难以避免那些若隐若现的对来自中国内地学生的刻板印象,以及对身处大陆的家人的担忧,都会影响她们的行动。

在这次海报行动中,刚到英国南部不到一个月的Jams,则选择了去思考不同的行动方式,她说自己没有太多动力去贴海报。她会不时想到那些发黄的海报,想到“除了我们海外的小圈子自娱自乐,又能有什么影响呢?除了贴海报或者类似的行动,我们还能做什么呢?而在国境内不断被噤声的各个事件,这次是四通桥抗议,那下一次,又是什么呢?”

(文中受访者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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