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明磊的海外流亡生活:重建日常,以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

“政治犯家属到了国外,很少有人能过正常人的生活,我说的正常人生活是当地人的生活,没有恐惧的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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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画:Wilson Tsang

【引言】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,首发于端传媒。

施明磊决定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:不必因为压力做过度反应,也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。“因为,僵化的姿态让人没法活出自由。”

她是“长沙公益仨”案件中程渊的妻子。36岁的她,从2019年7月至今,经历了丈夫的被囚禁和秘密审判,自己艰苦的维权呼告,以及被迫带着女儿逃离中国的一系列心路。如今的她,正在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的重建中,成长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女性。

2022年9月,美国北部的一座城市。36岁的施明磊和女儿一起开学了,女儿上幼儿园,她念EMBA。虽然课程紧,作业多,周六上课的时候,还得拜托教会的朋友们照看女儿,但施明磊却很兴奋。班上同学背景五花八门,有退伍军人、ICU医生,还有跟她一样的外国人;在她眼中,这就是个小型的美国社会,她急切地想要了解新家园的一切。

丈夫程渊被捕三年后,施明磊才一点点找回了生活的步调:她加入了一个电商创业团队,忙着今年12月新项目的上线;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,做家务;上学,写作业;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;接受媒体采访,为程渊和其他中国维权人士发声呐喊。

她最新的大动作是:在美国发起联署行动,呼吁工具行业巨头美沃奇(Milwaukee)停止采购中国监狱强迫劳动的产品。她所依据的,正是她的丈夫程渊的遭遇:程渊自诉,在他被关押的湖南赤山监狱,囚犯们被强迫劳动。之后有其他出狱的人权活动人士,指出他们在监狱中强迫劳动的产品是美沃奇公司销售的工具手套。

2019年7月22日,长沙的国安人员涌进公益组织长沙富能联合创始人程渊的家里,将他逮捕,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,他的两位同事也被逮捕。这就是著名的“长沙公益仨”案件。仅仅因为是程渊的妻子,施明磊被以同样的罪名带走审讯,后又被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。多位受访者表示,这是维权人士的家属首次被扣上“颠覆国家政权”的罪名,与维权人士同罪。

自程渊被捕之后,施明磊的生活被捶得粉碎。她一度感到漫无边际的虚无和绝望。心理咨询师告诉她,对抗虚无,要从做小事开始,看天,看树,骑车,养一盆花,养一只猫,或者照顾孩子。

2021年4月,施明磊带着女儿辗转来到美国。在新的土地上,女儿成了生活新的锚。施明磊有了稳定的时间表:八点半前把女儿送去学校,下午三点接孩子放学,晚上八点安排女儿睡觉。白天女儿上学,她抓紧时间处理工作;晚上女儿睡了,她为程渊发声,写文章,接受来自不同时区的采访。为了照顾记者们的时间,她有时会熬到凌晨。

施明磊决心要热情工作,热烈生活,让生命活得“花团锦簇”。就如同2021年8月22日,她在Facebook上写的那样:“如果我的时间,100%想着那丑恶的政权,那丑恶的人,那我便100%与丑恶联结。而,这并不是我们起初的样子,也不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所在……当我们愿意回到起初的完人的形象,我们便突破了极权的控制,突破了丑恶,突破了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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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0月,施明磊在联合国总部门前,举起程渊的照片,为他发声。图:受访者提供

决断

施明磊爱笑。她说起女儿会笑,说起加班会笑,说起生完孩子的女同事们之间比拼奶量会笑,甚至说起程渊被捕改变了她自己的人生时,她也会笑。外表看来,她一头干练短发,说话语气温柔,慢条斯理。

到美国一年多,施明磊和女儿的生活步入了正轨。或许因为在中国曾经失去过正常的生活,如今,母女俩生活得很认真。

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施明磊,加入了一个本地教会。每周四晚上有散步的活动,也不去远的地方,只在社区里。八九个大人,五六个小孩,一块沿着湖边走。有时邻居会好奇询问,大家互相打着招呼。女儿喜欢这样的周四,因为她可以跟朋友们一块骑滑板车。施明磊也喜欢,这让她有了正在生活的感觉。

她们刚到美国时,疫情还在肆虐。周围见不到什么人,施明磊就带女儿去公园。女儿在公园里探索,她就观察树木,每一株树的树干和树枝,形态不一。这是一种刻意练习。只在此刻,此地,把注意力放在树木上,感知人与自然的连接。对她来说,至少在这个短暂的时空,那些噩梦般的往事,才会被排除在头脑之外。

生活,工作,为程渊呼吁,自我疗愈;每一项都任务繁重,但施明磊把每件事都安排妥当,在母亲、妻子和自我的角色中来回转换。

或许这要归功于她极强的执行力。好友陆妙卿对此印象深刻。陆妙卿是一名律师,在国内曾与程渊合作,她之前只听说过施明磊,“是个虔诚的基督徒,善良,事业做得很好,对程渊很好。”施明磊来到美国后,她们两人才真正认识。陆妙卿记得,有一次施明磊抱怨没车不方便,没过多久,就把车的照片发了过来,车已经买了。“她一旦决定做什么事,行动力很强。”

罗胜春是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,曾经多次与施明磊一起参与呼吁活动。她形容施明磊“很有决断力,做事情有职业女性的特点。”

2022年6月,施明磊和罗胜春一起去华盛顿DC开会,为中国人权捍卫者们呼吁。施明磊的女儿年纪还小,需要人照顾。罗胜春以为她会把女儿带上,但没想到施明磊给女儿注册了一个夏令营。孩子去上夏令营,她可以腾出空来专注开会的事,这让罗胜春很佩服。

2022年7月,在“709律师大抓捕”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上,罗胜春和施明磊一起发表了英文演讲,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。她们俩合写了稿子,又翻译成英文。为了让两人的发言更加流畅,施明磊找美国朋友帮忙念稿,录了音,她俩之后便跟着录音练习,学发音和断句。“她做每件事都尽最大努力做没有差错,要做到最好。”罗胜春说。

风暴

2019年7月22日,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,成了施明磊生命里的转折点。

在那天到来之前,施明磊是深圳一家企业的兼职顾问,给企业的出海业务提供咨询。当天有一项重要会议,如果“风暴”没有降临的话,与会的同事们,将在八点半见到一个穿着隆重的施明磊:白色衬衫,灰色裙子,银色高跟鞋,特意涂的亮色口红。

那天早晨在深圳,她刚打开家门,门外突然有个人大喝一声,她吓了一跳,这才发现消防门洞和楼道里站了十多个人。她以为遇上了黑社会,赶紧退回去,想把门关上。那些人冲了进来,门后的施明磊被推倒在地。他们没表明身份,开口就问程渊在哪里,并冲进了卧室。当着三岁女儿的面,抓住了程渊。施明磊坚持要把女儿先送去幼儿园。他们同意了,但派了五六个人跟随。

等施明磊回来,她也被铐上了,坐在卧室的沙发上。程渊则在客厅里,身边围着一圈黑压压的人。施明磊看不见丈夫,只能大喊,“不要打我老公。”国安人员在家里四处搜东西,搜了一个多小时后,要把程渊带走。程渊说想带一本书走,国安只允许施明磊帮他拿。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,不准。从台湾买的历史书籍,不准。《圣经》,不准。最后他们挑了一本散文集带走了。

施明磊有八百度近视,国安没收了她的眼镜,给她戴上黑头套,架着她离开。车绕了好几圈,才到达目的地。一直走到一间里屋,才给她取下黑头套。

那场审讯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。来抓捕的人中有一个女国安,穿着便衣,揹着LV包。女国安拿出一摞纸,上面打印的是施明磊的微博日记。那是她四五年前写的,记录着一些她跟程渊不太开心的事。“她用很恶心的语气念给我听。”施明磊回忆说,“我当时觉得很震撼,我的隐私被完全窥探,而且是这样一群人,没有文化,粗鲁,无耻。他们就是要让你感受到,我什么都知道,我可以控制你的所有。”

“普通人没有经过训练,很难想象那种突然的处境。那么多警察围着你,把你隔绝开,威胁你,好像他们掌握很多你的信息,那种恐惧应该是达到极点。”杨占青律师说。他是程渊的朋友,也是长沙富能的联合创始人之一。“她(施明磊)还写文章‘抱怨’程渊没给她上预防课,但预防课很难上。政治犯自己都想不到(该怎么做)。”

被关押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,施明磊听见外面有人说话,说程渊已经到长沙了。没有人说审讯结束了,可也没人再管她。她就自己坐着,直到凌晨四五点,他们才允许她离开。

国安人员把施明磊带去酒店,给她开了房间,刷的还是她的卡。施明磊惦记着在朋友家的女儿,没有睡觉,洗了个澡,就冲出了酒店。她没有钱,没有手机,只能顺着马路奔跑,高跟鞋太碍事,她就把鞋脱了,拎着跑。跑了二十多分钟,她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,借了司机的手机,让朋友带钱来才付了车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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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渊与妻子施明磊。网上图片

在朋友家,施明磊给程渊签了律师委托书。等回到家,国安再次找上门,要求施明磊写一份保证书,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,不允许跟任何人提这个案子。她写完保证书后,被正式宣布:她因涉嫌“颠覆国家政权”被监视居住。他们怀疑她是长沙富能的“幕后老板”,资助了程渊创办这个机构。但他们没有给施明磊出示任何证据。事后施明磊回忆,如果非说是“证据”的话——程渊有次与同事们聊天,称呼施明磊为“我老板”。

“自由”

在被捕半年前,程渊跟施明磊商量过移民的事。他那时没有明确感知到风险临近,还是乐观,一如往常。移民主要是为了女儿和施明磊,她当时被产后抑郁和工作压力双重夹击。程渊觉得,如果她换个环境,能更开心点。施明磊却没想好。她在跨境电商行业干了十来年,有朋友想拉着她一块创业,深圳依旧生机勃勃,四处都是机会,她有些舍不得。

“舍不得”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,工作曾经意味着自由。

1986年,施明磊出生在河南,在她眼中,那是一片仍被宗族笼罩的土地。2003年参加完高考,施明磊想去沿海,父母却不放心,最后她在郑州上了大学,学的是电子商务。2007年大学毕业,父亲坚持让她考公务员,走条稳妥的路。她拗不过,国安部门招信息管理相关的岗位,她去报考了,没考上。后来想起这件事,有朋友跟她开玩笑,要是考上了,那她也还能跟程渊认识,只不过她会成为“抓他的人”。

施明磊在郑州工作了三年,2010年,她加入了一家做海外电商的创业公司,从郑州搬去了长沙。

那时每个日子都是崭新的。世界刚从2008年金融危机里恢复过来,借助贸易通航和互联网,全球化的触角钻入世界各个角落。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,在那时才刚刚起步。那一年全中国有4.57亿网民 。2009年底微博上线,一年之内,就有一亿人使用。网络购物在2010年异军突起,用户增长率达到48.4%。带着对新事物的汲汲好奇,施明磊走入了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。

她享受工作。一张桌子,一台电脑,在长沙的一栋写字楼里,她看到了全世界。公司的商品销往全球,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习惯不一样:美国消费者动手能力很强,自己经常搞出花样,还会评测商品;德国消费者严谨到让人觉得“有点吹毛求疵”;日本消费者提问十分精细,美国市场的客服一天可以回两百多封消费者邮件,日本市场的客服一天只能回三十多封。“对我来讲,这是不断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过程。”她说。

2012年,公司成立了深圳办公室,核心管理层全部在深圳。长沙的生活逐渐变得安逸,施明磊的好奇心又开始躁动不安。她跟程渊商量了一下,举家搬迁到深圳。但她那时还没预料到,曾经予她自由的工作,将会成为巨大束缚,捆绑她的生活和精神。

中国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,律师、记者和NGO从业者是入秋的蝉,最早感知到突如其来的寒意。2015年妇女节前夕,五位女权行动者计划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维权活动,被警方以“寻衅滋事”罪逮捕,并拘留了37天。同年7月,中国当局在二十多个省抓捕了两百多名律师及维权人士,至少八人以“颠覆国家政权罪”定罪判刑。这场被称为“709事件”的大抓捕震惊了全世界。12月,在劳资矛盾逐渐尖锐的广东,至少三名劳工维权领导者被逮捕。

寒意其实已经开始入侵社会各层肌理,只是当时身处其中的人,虽嗅到端倪,却难见全貌。施明磊回忆那几年,只觉得焦虑和痛苦。曾经信奉谷歌文化的公司,开始学起了华为,口号变成了“胜则弹冠相庆,败则拼死相救”,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。这让施明磊很不适应,“以前是谷歌文化,讲究个人自由,华为更多讲集体主义。无论是对一个政权还是一个公司,从管理角度来讲,集体主义保证效率,但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个体的。”

深圳似乎只有两个关键词:更快点,奋斗至死。施明磊曾感受到的开放和多元开始消逝,人们都在追逐同一种生活模式。在深圳的同事们大多有两套房,揹着房贷五百万,孩子要上好学校,要抢学区房,收入在涨,物价也在涨。哪怕在公司里升职了五六次,收入变得很高,施明磊却没了幸福感。她长期一周要工作五六十个小时,生活被挤压到没有空间,但她不能流露出自己的不舒服,因为“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,你不适应是因为你弱,是你出了问题。”

2018年9月,她从公司辞职,想要歇一歇。焦虑却依旧如影随形。到了2019年5月,她坐不住了,还是想做点事情。于是她开始给一家公司做顾问,策划他们的出海业务,也跟着一些朋友看创业项目,还申请了中欧商学院的EMBA。她本该在2019年9月入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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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2月,施明磊在华盛顿。图:受访者提供

废墟

2019年7月22日后,施明磊被驱除出了日常生活。

国安没收了她的手机,给了一支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。 银行卡被没收了,财产被冻结将近半年,不能网络支付,买瓶水也只能用现金。车钥匙也被没收了,每天她只能坐三站公交,转坐二十多站的地铁,把孩子送去学校,再坐车去上班,一次通勤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。一年后,女儿的学校被迫关闭,没学可上了,施明磊只能自己在家里教她。

刚开始那半年,施明磊总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,掉了下去,她努力扒着崖壁爬上去,又掉下去。

声音会轻易勾起恐惧。施明磊不能听见门铃声和来电铃声。她拔了家里门铃的线,从来不接陌生电话。有一次,她连着几天都能听见卧室外墙有“咚咚”的敲击声,她和女儿都不敢睡觉,隔一会就会从床上坐起来,神经紧绷。直到她亲眼看到工人是在做墙体检查,才放下心来。

在监视居住半年满了之后,她开始频繁对外发声,接受采访。2020年夏天,她去北京见各个国家的外交官。有个朋友提醒她要注意反跟踪。于是那天,施明磊“来回倒腾”着坐地铁,不断下车上车,看有没有人跟踪。她后来想,地铁里到处都是摄像头,要找到她其实很容易,但她那段时间高度紧张,“长期处于被审查,骚扰,攻击的状态中,人的判断也会失真。”

2020年9月,施明磊供职的公司办了一次十周年庆典,她正在跟同事们做游戏,国安的电话来了,要求立刻见到她。她想换个时间,他们嫌她的要求多,“是我们要找你,不是你找我们,你要搞清楚了。”那一瞬间,她整个人缩进了高度紧张状态里,外界的轻松快乐与她无关。庆典的下半场,她都心不在焉。

那天她无法忍受了,决定要给国安人员设立界限。她告知他们,如果他们不出示证件,她一句话也不会说。他们僵持了半个小时,后来,有一个人终于把证件亮给她看,她却懵住了。她从没有想过,国家工作人员的证件上没有名字,没有工号,只有一张照片。她意识到,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没有任何身份的人,而他们掌握着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。

她也感受到巨大的寒意。自从她公布程渊被抓的事后,有些朋友跟她断了联系,有些询问发生了什么,之后就保持了沉默,也有人真的来关心,却是雪上加霜。施明磊有个关系很好的闺蜜,在程渊出事后,试图帮施明磊分析,国家是不会错的,“既然抓他,肯定是有原因的,一定是他做了什么。”施明磊很愤怒,两人不欢而散。“如果只是死亡,你不会那么痛苦,但问题是你没死,但社会关系大部分都是反对你的,你被包围,被夹击,那种状态下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。”她说。

她也主动与朋友们保持距离,担心自己带去麻烦。有一次,她带女儿去广州玩。顺便看望了一个生二胎的朋友。但她们走之后没多久,十几个人就找上了门,把朋友带走,审讯了四个小时。施明磊知道这件事后,特别愧疚,觉得朋友是受自己牵连了。后来为了朋友们的安全,她选择自我孤立,尽量不联系了,“这也是一种极权统治的暴力形式,让每个人都处在孤立的状态。”她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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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明磊举著程渊的照片进行维权。网上图片

妻子

2020年3月,程渊等三人被迫集体“解聘”了律师,本就希望渺茫的司法救济落进了黑箱。没有律师,三个身陷囹圄的人能依靠的只剩下了家属。一个月后,施明磊从公司辞职。

十多年的职场历练出的雷厉风行和干练强势,全被施明磊用在了“长沙公益仨”案子上。几乎每个月,施明磊和其他家属都要去趟长沙。国安局、看守所、检察院、法院,一切相关机构,全都打卡一个遍。每次去长沙,她都冲在前头。法院不让她进去,她就举着手机,一边录像一边与法院的人吵;家属们去看守所给三个人送东西,所长不许他们送,她据理力争,质问所长。一次,她们偶遇官派律师们的车,施明磊拿着车牌号,没过几天就找到了那几个人的事务所。

施明磊形容那段日子是“四面受敌”。她心中只有一个声音,“我是抗争者的家属。”但这个角色把其他角色压到没有空间,她觉得自己被围困了,四周没有任何出口。

陆妙卿能理解施明磊:“她被迫踏入了维权道路,又不想只做活在丈夫背后的女人,因为她本身就不是。她有自己的成功事业,有自己的生活和交际圈,有自己的思想,但最后变成一个男人的妻子形象。这不仅仅是来自公权力压迫的挑战,甚至是来自维权圈固有的思维。这也是一种压迫,一种限制。”

到了2020年10月,施明磊感知到自己在崩溃边缘了。她质疑自己能否照顾好女儿,任何一丁点风吹草动,都能让她神经高度紧张,可这种窒息的母爱,让母女俩关系越来越差。

她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,但身边有些朋友很反对。起先他们担心有安全问题,信不过咨询师;后来,她的反击激烈,每一次去长沙都如同一个强悍的斗士,朋友们又觉得她强大且勇敢,根本不需要心理咨询师。但施明磊清楚,自己的生活已经绞成了一团乱麻。她决定无视这些声音,“这是我的需要,我不要管其他人怎么想。”

后来她决定带着女儿离开中国时,这种矛盾再次出现。

2021年2月6日,女权行动者李翘楚被山东警方以“颠覆国家政权罪”拘押。此前,她把男友许志永遭酷刑逼供的事情公开了。李翘楚的突然被抓,对施明磊震撼很大。“翘楚做了什么?就是写了一封控告信,就被抓。”她说,“我当时很绝望,这个极权政府没有任何底线可言。我在想,要是我也进去了,我女儿怎么办?”

这个决定痛苦又残忍。她曾经跟朋友们说过想要离开中国的想法,有些人坚决反对,反问她,如果是你在坐牢,另一半抛弃你离开,你不会失望吗?施明磊心里纠结,但还是下了决定,为了女儿,必须要走。

后来即便她们已经到了美国,还是有人指责她,说她不该走。施明磊解读这种矛盾,根源在于社会运动的社群里看不到个体。人们对于维权家属抱有一种极端的期待,“鼓励个体为了维权牺牲一切,只有抛头颅洒热血是被鼓励和接受的。”

然而对个体而言,痛苦不是一个词语,而是生活。家人坐牢是痛苦,被社会关系孤立是痛苦,孩子生活在恐惧中是痛苦,生计压力和身心健康同样是痛苦,但“个体的需要完全被忽视了。”

“作为一个母亲,我的首要任务是让我的孩子有免于恐惧的自由。”施明磊说,“每次看到我女儿自由自在玩耍,见到警察再也不畏惧的时候,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。”

临走前一天,施明磊才开始收拾行李,收拾一会,就躺在床上哭一阵。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记忆,关于程渊的,关于朋友的。哭到没力气,她就干脆躺在床上,东西就堆在一旁。直到出发那天,她才收拾完。

母女俩是除夕夜启程的。那天,施明磊带着女儿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吃年夜饭。那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,有一对夫妻做了武昌鱼,一个弟兄做了湖南菜,还有一个姊妹准备了火锅原料和菜,施明磊却吃得味同嚼蜡。吃完年夜饭,大概晚上九点多,她和女儿回到家,带着两个箱子,背了一个包,关上了家的大门。

施明磊没特意带走程渊的东西。他喜欢收纳,以前为了出差,买过行李箱里的收纳盒,她只带走了这个。女儿以为她们只是去广州看冰雪世界,就没带上最爱的猫咪玩具,爸爸买的卡蜜儿长颈鹿手偶,也被留在了家里。

她们在第三国等待了两个月,2021年4月9日抵达美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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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夏天,施明磊在华盛顿参加活动。图:受访者提供

异乡

到达新土地的那一刻,并非只有光明和温暖。“自由很真实,但同时homeless(无家可归)的感觉也非常强烈。”施明磊说,“有段时间我很痛苦,我不断接受采访,在谈及中国的时候,他们会有一个自然的期待,你谈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阴暗的,恶的,但人的情感其实是非常真实而复杂的。”

母女俩刚到美国时,在好友琳达家住过几个月。琳达见证了施明磊的痛苦,她说施明磊总是睡不好,“当她刚来美国的时候,她有很多焦虑,悲痛和失去感。毕竟这改变了她的一生,她女儿的一生,她全家的一生。”

痛苦以梦的面目重新找上门来。施明磊梦见在家里收拾东西,家里人说,这些东西都可以扔掉。他们扔掉,她就再捡回来,一个劲儿地跟家人叮嘱,这不能扔,那也不能扔。她频繁梦见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们,他们一起吃饭,一起在公司干活,一起去凤凰或香格里拉,一起玩桌游,一起开会讨论问题。开的玩笑,说话的声音,环境的细节,记忆突然都冒了出来,鲜活得恍如昨日。

那半年她总是哭,因为想念她的朋友们,“我后来理解离散港人的痛苦。你有一个家,把它称为家,是因为你有家人,有朋友在这里。而今天你离开,你跟他们的连接会面临很大障碍。再想跟朋友喝个咖啡奶茶,这样的机会不再有了。这种离散的痛苦是很大的。”

有人不理解施明磊的悲伤,问她,在程渊出事后,这些朋友管你了吗?施明磊却觉得,至少他们之间的情感是真实的。在国家暴力来临之前,它是真实的;即便暴力来临后,表面看来所有人噤若寒蝉,但也有人冒着风险对她表达关心。

她说起一个朋友,有次看到了她抗争的视频,视频里的她声音很大,充满愤怒,女儿就站在旁边。他担心孩子受惊了,有天夜里12点多给她打电话,劝她不要硬碰硬,怕有安全问题。施明磊还是很愤怒,跟他辩论。讲到最后,他说,我跟太太商量了一下,你最后托无可托的时候,我们可以帮你养小孩。

还有一次,一个朋友在街上与她相遇,她那时受到心理创伤的折磨,想不起朋友的名字。朋友跟她说,自己一直在关注她,去网上搜了“长沙公益仨”的新闻,心里很支持她和其他家属,自己也愿意帮忙,哪怕要进派出所也愿意。“他们都在自己觉得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,做了自己的表达。”施明磊说。

对很多流亡海外的人而言,正常生活不会自然到来,哪怕不再有人身安全的顾虑。“政治犯家属到了国外,很少有人能过正常人的生活,我说的正常人生活是当地人的生活,没有恐惧的生活。”杨占青说,“比如当地人发Facebook,喜欢发家庭照片,晒一块出去玩,我们都是遮遮掩掩的,小孩的脸盖住,号码盖住,地址也要盖住。”

施明磊也是如此。琳达说,她刚到美国的时候,不愿告诉陌生人她的名字,也不愿分享他们的故事,生怕会遭到攻击;在华裔居多的场合里,尤其如此。“很长时间里,她都不愿跟华裔社群有任何来往,因为想避开任何政治讨论。她后来慢慢找到了能信任的人,才好了一些。”琳达回忆说。

今年,施明磊曾经加入了一个当地教会,成员基本是华人,互相联系用的是微信。有次,一个成员微信被禁了,他们便商量使用其它聊天软件。他们提了几个软件,施明磊都觉得不安全。有个姊妹觉得太麻烦,说,“只有反政府的人才会被监控。”这句话引爆了施明磊的情绪。她很生气,甚至约了牧师,专门问他,他们是不是中共统战的教会?小组的人全在美国,为什么还在用微信群?她跟牧师聊了两个小时,还是觉得愤怒和失望。后来她把这件事分享给了心理咨询师,咨询师让她跳出来,重新思考自己的反应。施明磊这才觉察到,这种情绪并不是正常情感的表达,一旦她感知到一丁点不安全,“警惕值就爆表了。”

重新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是困难的。施明磊解释说,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的环境里,所以潜意识里总不会觉得安全,“与任何人说话可能被窃听,视频通话可能被录像。就算跟(国内)教会兄弟姐妹,我都没有百分百讲出自我感受。我会非常自我保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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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豌豆为程渊和他的同事们画的画。图:受访者提供

日常

创伤的恢复需要时间和练习,照顾女儿让施明磊从绝望中得以抽离,因为孩子的需求总是细小而具体的。

女儿想念熟悉的玩具。她带出来的玩具里有一只金毛狗,是奶奶给她买的,也是她最爱的,但出国路上,她弄丢了那只狗,哭了很久。施明磊就带她去宜家,找到了同款。她想念爸爸买的长颈鹿卡蜜儿绘本,施明磊就在网上找。为了让女儿在陌生环境里有熟悉感,施明磊去宜家买了小桌子,小椅子,跟深圳家里一样。

她们花了一个月安顿下来,五月底去给女儿报名幼儿园,那时不是报名的时间。邮件电话联系几家未果后,施明磊和朋友就带着女儿上门去问,正好有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出门去公园玩。她们见到了校长,施明磊对校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,校长听哭了,为她们一家祈祷,并告诉她,孩子明天就可以来上学。施明磊本来担心女儿不懂英文,找不到朋友,但孩子观察了一个星期,就开始跟小朋友一块玩了。施明磊觉得,女儿已经扎根在这里了。

她们离开深圳的时候,圣诞节已经过了,但家里圣诞树还在。2021年的圣诞,房东给了她们一株圣诞树,施明磊买了装饰套装,有很多铃铛和彩带,女儿一个一个挂上去。“这就像是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,在这其中还挺得安慰的。”施明磊说。

孩子能给人带来希望,看到她一点一滴的变化,即便现实仍旧很糟糕,却能让人觉得生活是可以改变的。施明磊感谢女儿带来的安定感,“你要照顾小孩,这是一种抽离,不会二十四小时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些事。中国维权人士里,男性某种程度上创伤恢复是更难的,因为他们可能不承担家务,也不做这些日常的事。”她说。

2022年3月底,施明磊申请到了工作许可。她想要重新拾起被斩断的职业生涯。电商行业工作压力大,就算是美国公司,员工也有可能要工作到晚上九点。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灵活度,她干脆自己做,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。

她不能不工作。除了要负担家庭支出外,还因为工作是她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,“程渊的妻子只是标签的其中一个,但我不应该生活全部围着他。我要有自己的工作,自己的成就感。”

重新回到电商行业里,她又开始与原来同行有了一些交流,工作内容也似曾相识。这种亲切的熟悉感包围了她,让她有了更多的安全感,让她觉得“这是真实的自己”,“脚踏实地在生活”。

当日常慢慢重新搭建起来,施明磊回头去看那些曾经让她痛苦的事,态度变得柔软了。

施明磊想起了那位曾经断言程渊“一定做了什么”的闺蜜。她和女儿远赴美国,闺蜜给她发微信,骂她“不爱国”,“被人利用了”,还叮嘱她“不要讲中国坏话”。但后来有位做理财的同学,想要拿“国安”做借口,不归还施明磊以前的理财款。所有人都不吭声,只有那位闺蜜站出来打抱不平。

情感如此复杂,人无法用一个标签定义,施明磊也释然了。她曾经不敢跟以前的朋友联系,害怕这些关系只会继续带来痛苦。咨询师问了她几个问题:“当你的朋友在骂你时,他们真的觉得你是个坏人吗?还是只是因为不了解真相?”施明磊觉得不是。当她和老朋友再次联系时,有人给了隐晦的回答,希望过几年“能一起去欧洲旅行”。

她引用了《圣经》里的一句话,“爱能遮掩一切过错”。以往感受到的对立撕裂逐渐淡化,她开始感受到正向情感,“极权可以把你囚禁,把你消失,但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已经成了他/她的一部分,同样他/她也有一部分在你体内,你们的连接和过往是不会被极权打掉的。”

她决定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。不必因为压力做过度反应,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,心里可以有爱,生命可以有不同形态。“僵化的姿态让人没法活出一点自由,当心里的自由非常大的时候,你去做事,承受能力也强。如果心里的自由很弱,发出的呼吁也是没有什么力量的,更多可能是应激反应。”

“长沙公益仨”一案中,如今两人已经获释,程渊却还有两年的刑期。2022年7月,程渊在狱中打来第二通电话。姐姐转述给施明磊,程渊说自己知道她带着女儿去了美国,心里一块石头一下落了地,他再也不用担心她和孩子的安危了。那一瞬间,施明磊觉得,夫妻之间的连接又回来了。哪怕隔着大洋,隔着厚重的铁窗和墙,她得到了来自丈夫的支持。但自这通电话到今天,程渊再次没了消息。

10月24日,施明磊飞往纽约,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为期三天的会议,为程渊发声,继续争取家属探视权。同一时间,亚马逊Unboxed大会也在纽约举办,这场活动聚集了电商行业的广告商和企业家们。施明磊分身乏术,觉得有点可惜,最后她决定把时间拆开,会上做维权家属,发声抗争;会后做职业女性,约同行吃饭聊天。

在施明磊出发前,10月22日,中共二十大在北京闭幕,会上公布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,中国观察家们解读,这份名单意味着温和派全部退出领导层。消息让全球震动。个人命运被时代裹挟,施明磊一直在祈祷,不仅为丈夫程渊,也为中国,“祷告改变,祷告这场灾难变成神对中国的祝福。”

(应采访者要求,琳达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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