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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回顾之公民记忆(二)一位跨性别者决定寻求庇护

离开是为了不再回来:一位跨性别者决定寻求庇护

讲述者二:王,长居东北,跨性别者,这个冬天离开中国寻求庇护。

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
其实都没有被当成人来看
大家都在失去人格权

“二十大”前,我能感觉到我的生活处在正常的轨道上,我对往后的生活、发展是有信心的。本来计划在国内读一个新的专业,为以后的工作生活做打算,有一定的收入,能维持一份生活,这些对我来说就够了。但是十月份后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极端异常和动荡的状态。

“二十大”后,我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正在崩溃,从上到下各级政府不再把民生、行使法律上的义务和权力作为他们的工作指标了。为了完成一些政治指令,政府忽视了自己的其它所有职能。社会发展都在停摆,这种趋势是很可怕的。

我住的地方一直在做24小时核酸,这意味着每个人每天要排至少一个小时的队去做核酸,得到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却会在24小时后“过期”。我甚至会感觉到好像每天要定时去向核酸检测点报道,自己就像被监视的人一样。政府对于人身自由的控制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,而且这是全民性的。

其实测核酸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都感觉到了,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是“由小见大”: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之健全、公民的法律意识,从无到有,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完善的,但摧毁它只要一个瞬间。而且我也看到国内这个体制的脆弱性,它从法治到无法治,从专注经济建设到不关注经济建设,就是在一瞬间的。你无法控制下一步路径发展的趋势。这是我今年感到非常恐怖的事情。

我们也看到了“二十大”的整个过程,我们过去不会很明显感觉到上层政权更迭是什么样的,但这次我们所有人都看到,权力更迭已经没有一个准绳。有权力的人可以肆意用权力,没有任何约束。习现在就是可以用任何权力去打压对他构成威胁的人。

这件事情让我很绝望,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都没有被当成人来看。我们以前在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城市,比如北上广,能感觉到每个人至少是有人格权的,但是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,让我感到国内不再重视公民的人格权,大家都在失去这个权利。

内蒙古、新疆、广州、郑州等等这些城市封城那么多天......十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,我已经无法再具体一一罗列。我以前只是对此表示怀疑和担忧,但现在我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些事情(所带来的危机)。

从白纸革命到后来国内防疫政策转变,你其实能感觉到当局用这种转弯式的放开来报复民众,它告诉你,你要闹的话,我要让你看到闹的后果是什么。它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一方面消耗了自己的公信力,另一方面又以此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力。这是非常没有人性的行为。

铤而走险出来寻求庇护,是因为在国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了

国内不少LGBTQ人群其实是有一定脆弱性的。经济波动、政治运动再加上疫情对健康的威胁,这些浪潮对性少数人群的冲击力是很大的。我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状态急遽恶化。这个时候我向家庭求援,但家人并不能理解这些事情。这也是很多性少数人群与家庭之间经常遇到的矛盾。这个固有的矛盾被逐渐放大,导致我处于一个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,“我已经到了一个要住院的地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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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者供图,其自制的讣告。

然而如果要治疗的话,我无法看到治疗的前景,它只能说稳定我的状况,无法使我真正好转,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,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。我能看到这个很不好的趋势,它可能会把我引向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。

我一开始和家人讲想自杀,但家人不理解,以为我只是在闹他们,他们就很抗拒和我去沟通。我和家人说自己可能考虑偷渡去欧盟,如果走边境不知道到时候是死是活。父亲对此回应说哪怕这样出去也比在家里躺着要强。我不知道他是出于生气而这么说,还是对我已经没有亲情,这些事情让我对他们不会再抱有任何期望。

“偷渡”只是我的plan B,而我的选择是“跳机”:在某个国家中转的时候直接就近申请庇护。

我认识到的朋友想跑路大多会走合法的途径,各显神通,很少有人和我一样铤而走险走这种途径。因为在国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了,我甚至不能再看书了,而且还有自杀倾向。更糟糕的是,由于跨性别的身份,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也会更容易被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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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访者供图,所居防空洞

像通过出国留学等途径出来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选择,它需要家里的支持。在2021年的时候我决定走性别置换的医疗程序,从此之后家人基本上与我决裂,我感觉我和家人的关系已经是一种divorced(分离)的状态。

国内的环境对跨性别人群有一种系统性的压迫,它不仅仅是在社会层面上有恶劣的政策,让我们得不到保护,比如说之前有跨性别人士在商场被杀害,而当局选择直接封锁消息,这些都让跨性别人群不断被边缘化;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也有很严重的污名,它已经到了一种迫害的程度。一些弱势、边缘群体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丧失生活的能力。

我对“二十大”的结果不是没有过预料,我只是觉得最坏的想像应该不会成为现实。然而无论是上层建筑的最终构成,还是它的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,都比我最坏的想像要更恶劣、更坏。

我希望明年在这边能有收入,申请学校的预科班和学习语言。但如果在这边融合得很困难的话,我可能也面临精神上的压力和自杀的可能性。这一切都很难讲。

(补充:王目前在难民中心等待着明年的庇护申请听证程序。笔者与ta的通话背景中时常传来乌克兰难民儿童的哭泣声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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