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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度回顾之公民记忆(三)我是助人者还是维稳工具?

隔离点上的心理工作者:我是助人者还是维稳工具?

讲述者三:P,心理咨询师,驻点在某隔离酒店工作3个月余。
(Trigger Warning:文内提及精神疾病相关名词。)

我的工作是:筛查心理疾病,预防意外发生

我当初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,招聘信息里写的岗位名称是“隔离酒店心理咨询师”;但来了之后发现,我每天的工作和心理咨询其实没有很大关系,主要还是筛查心理疾病和预防意外发生。

对于被送来隔离酒店的人,我们需要评估其在入住前有没有精神病史、自杀自伤史等。如果有的话,就需要特别关注一下TA的动态,比如看看TA最近一周精神状态、情绪、服药情况如何,有没有发病的可能性,以及隔离的环境会不会让TA觉得太焦虑等等。如果TA们来得匆忙没有带药,我们会去与相应的医生沟通开药。

隔离酒店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应激的状况。我们酒店组的阿姨在送餐时会拿一个小锤子敲门,那个锤子前端是一块橡胶,敲起门来就会梆梆梆特别大声。之前我跟隔离人员做心理评估,打了五六十个人的电话,大概有十个人投诉说敲门声太吓人,早上是被惊醒的。普通人都会被吓到,对于有焦虑症或双相精神障碍的隔离人员来说更可能是应激源了。

还有一次,我穿着防护服去查房,例行看望有心理风险的隔离人员。到了房门前,我先看了一眼手机消息,一时没有出声,结果里面的住客正好开门丢垃圾。看到我在门口,对方吓了一大跳,整个身子往后缩同时大叫了一声。我赶紧道歉,说明我是来查房的——本来突然有人一声不吭在门口就很吓人了,看到穿着防护服的我站在那里,还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转阳了而更加恐慌。

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紧急情况的。曾有患精神分裂的隔离人员从阳台攀出房间、爬上了楼顶。但这样的危险状况就不是我们能介入的了,大部分时候会派安保人员来处理,领导们也会密切关注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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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莽莽特约插画师

我对这份工作的理解是,它提供一定的福祉保障,为心理状态不佳的隔离人员解决困难,尽可能避免其在这段时间内遭遇创伤。但是,在这片土地上,这一意义更多体现为“维持各项制度稳定运行”的目标。我想起之前某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开展培训,说哪些患者是高风险、哪些是低风险;医生、社区、警察形成的网络会怎样管理这些人云云。如果人被叙述成了“需要管理的风险”,而不是有能动性的生命,何谈去帮助和关怀呢?

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,就在一瞬间

每个隔离酒店会根据居住情况分为高风险区(隔离人员+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)和低风险区(不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),我们分别叫“红区”和“绿区”。在绿区的人就比我们自由很多,可以每天回家;但是在红区,我们需要轮值上班,上班期间是在酒店里完全封闭的状态。在轮休之前,还得先在酒店里隔离一段时间才能出去。

所以这个逻辑就是:你在红区待过了(哪怕你是来上班的),你就是有风险的人员;需要经过和其他隔离人员一样的隔离期才能进入社会面。那时候的隔离生活就也和他们早上做核酸、领盒饭的流程是一样的。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,就在一瞬间。

但有意思的是,自防疫政策放开后,我们从轮休前需要隔离、变成了返岗前需要隔离。此前是从“高风险的红区”进入“低风险的社会面”,但现在政策放开后,阳性病例激增的社会面反而是高风险的了。

我这几天轮休结束了,要去另一个隔离酒店住。我跟其他同行朋友说了之后,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。 TA说TA也是,在外面轮休完,回去上班之前要先去规定的隔离酒店“净化”。这是什么说法? !我实实在在地被这个词给吓到了。

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有很多小组分工,大概有安保组、后勤组、转运组、医务组、酒店组,他们保障了隔离点医疗检测、生活服务的运转。也有街道层面的一些书记、委员、科长都会派到我们这边来作为驻点干部,但不会和我们接触,他们派驻在低风险区,我在高风险区工作,所以也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在做什么,可能就是天天开会、战略部署吧(笑)。出现阳性病例的话,他们就需要上报、监督等等。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关注,比如有的人情绪很不好,或者有的隔离人员非要在隔离点抽烟,我们又是不给抽烟的,人就会在那“闹事”。这样的事情领导就会跟进一下,不然出了事儿还是得TA负责。

我也听说,有隔离点收到了在逃的犯人。有人被带过来隔离,一筛查信息,发现是犯罪人员,驻点的公安人员就直接抓走了TA,连隔离都不隔离了。所以按这个逻辑的话,关在这里的人们是不是原本也没有必要隔离呢?

政策变化之后(编者注:指12月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针对疫情的“新十条”),因为我们是接本土的隔离人员,就慢慢地不收人了。现在隔离楼层住着的只有阳性的工作人员,原本的隔离人员都已经解除隔离了。

我从别的酒店工作人员那里听说,有份文件上写着我们隔离点的名字,说要撤点,但这份文件又没有发到我们手上。所以有人说一时半会儿也撤不掉。传来的消息一天变一个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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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莽莽特约插画师

在“临时的隔离点”,做“外包的志愿者”

我之前在社区担任派遣性质的心理咨询师,但是岗位属性比在隔离点要模糊得多。我可能是一个调解员,也可能是一个社工,很少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咨询师。我会被叫去派出所“处理案件”,需要去别人家里走访,需要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活动,需要出去发传单,需要协助其他同事……偶尔的偶尔才会接个案咨询。今年我也有参与社区核酸点的协助工作、接听防疫热线等等,需要回答来自市民关于防疫的五花八门的问题。当然这一情况在不同的社区会有所不同,有些咨询师可以专注在咨询和讲座服务上。这主要看你的领导究竟能不能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:心理咨询师是一个专业岗位,而非什么差事都做的万金油。

在隔离点就不同,每天要做的事情很明确。工作内容包括跟隔离人员电话联系、查房等等,很刚性,但做完这些之后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。

隔离酒店的项目是由政府外包给社工机构,再由机构招人的。我们跟机构签的是“志愿者协议”——不是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;我们的工资也不能叫工资,是“志愿者补贴”。协议把他们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,比如你因为工作的原因感染了新冠,这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;或者跟工资有关的劳资纠纷,这些东西也不受劳动法保护。这些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。也有朋友和我说这种协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,但是我又能真的去告TA们吗?

但这又比我之前在社区的时候好多了,那时候(跟我签协议的机构)还会拖工资;在隔离酒店,工资每月会准时到账。我这个机构平时做事做得还可以,会有定期的督导,也会有节假日补贴的款项,每个月发一点慰问的东西。所以协议上虽然写了那些话,但他们这边也不会主动引发什么纠纷,就是这个机构既有良心又没有良心——它先把责任抛干净了,但又不会让你工作得太不愉快、遭遇不公平。

这些机构是招标竞标过来的,所以经常会换;我们个人可以不离职,下一次政府招了别的社工组织负责这个项目,那么直接跟新的机构签协议就行。咨询师本人并不是跟着社工组织走的。

所以有些咨询师就会在某个隔离点驻扎了特别久,这已经成了TA们长期的稳定生活。还有些人来自外地,就算轮休也没有其他住所可以住,可能就会一直住在隔离酒店里。说起来隔离点是“临时”的,但它又确实成为了许多人的“常态”。

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

我在十一月有比较密切地关注全国抗议行动。当时感到热血澎湃,吃惊于原来在国内也可以这样做。但我同时也很担心大家的安全,因为听说那天晚上有出动武警,街上有很多警察。我也会想到当年的那个事(编者注:六四天安门事件)。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,在油管上看到了关于“那个”的视频。当时还跟我的室友讨论了一下,觉得(镇压)很不人道、很恐怖,是一个被不择手段捂住的事。

对于走上街头这件事,我很高兴看到朋友圈里还有人在行动,比如举牌、举白纸,说自己有被请去喝茶但现在已经出来了。 TA们好像在提醒我:我的良知不能泯灭。我会愿意传播、声援,也会想叮嘱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,也要提防街上遇到那种咸猪手男。

但我仍然对人挤人这样的场面感到害怕。首先是害怕发生踩踏的危险——当时梨泰院的事件发生不久,国内某城市也有做核酸发生的踩踏事故。其次,我本能觉得它有很多不可控因素,可能没有很好的组织性纪律性——好讽刺啊,我竟然在一个“反抗大爹”的行动里寻找组织性、纪律性。

我没有去和行动者朋友们开启对话,总觉得好像只有我也参与到行动中、也成为一个行动者、拥有一些经验之后,好像才能真正和他们对话。

行动者,在身体和政治上要面临的危险都太大了。我大概已经有所退缩、变懦弱了。我想要更安全地做这些事情,但这要做的事情就不是一个安全的事。这两天,很多人的微信号因为转发了被抓捕者的声援,就被关小黑屋封禁了两天;如果是我的微信号出了事,失去和微信列表的联系,我的工作就会因此产生断联,也可能被追问“你怎么突然微信就封了?”我会不知道如何作答。或者哪天情绪上头没有将朋友圈分组、分组不合适就发了,被同事看到之后举报怎么办?我感到无比挣扎,很多时候停在编辑朋友圈的页面就不动了。

很痛苦。我自己也有寻找心理咨询师。和我的咨询师聊起来就会狂哭。我能逐步体会到,我那些退缩的、懦弱的感觉,和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——被禁锢一隅的空间、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、命令式的工作规定、自由度更低的工作内容,以及看似灵活、实则被工作群消息占满的时间。比起在社区工作时,这些疫情时代之下的限制感,在隔离点里被放大了许多倍。在这里,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。

我很明显感到我的保守转向。在大学的时候,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,觉得“这有什么不能说?凭什么不能说?”以前在学校里办性少数平权相关的活动,会面临来自体制的压力——某个主任说不给办你就不能办了——那我们出来办不就好了!到了现在,我觉得这个主任虽然已经不在我的生活中了,但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。

我之后希望搞两个微信号,一个就用来发更想发的东西,在言论上争取一些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自由。但行动上——能做些什么呢?我会想改变,但我也很明显感到进入社会之后受到的规训,我如果更多地参与社会行动,那我的岗位很可能是会被动摇的;在这种平衡之下,我还是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。

我不得不同时作为受害者和施害者

这样下来,我对这份工作有强烈的不齿。我觉得我很显然成为了一个叛徒,现在跑进了这样一个体制里面,有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助人,还是在助纣为虐。

之前有一个隔离的女孩是双相患者,跟我们说她受不了自己一个人住、被关在只有一个人的房间里。我跟她打电话安慰了很长时间,也表示我会尽力帮助她、会给她链接种种资源,再尽量给她一些情绪上的安抚。通话结束后,我正在整理她的情况和诉求准备跟其他小组沟通,她又回拨给我,说她好多了,谢谢我的帮助。后面我们也有一直跟她对接她需要吃的药,会安排人定时定量送上去,这个女孩儿就非常感谢我们。

她说:“我觉得隔离点都是很可怕的地方,很复杂、不讲情面;但你们这样让我感受到了温暖。”

然后她就开始感谢国家、政府、还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……最后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隔离点。这个发展方向是我完全不想看到的,我确实帮助了一个人,但我是代表国家机器,在权力末端传递了这样的善意,给了一份安慰剂。这个女孩把我视为制度或官方的一部分,通过和我具体的互动对体制产生了信任,但对于我来说,我并不信任我背后的这个体制。

而且相反,我在这里工作,有时候恰恰是抱着这个制度实在太糟糕了的想法:我不能将这种糟糕延续到人们身上,我想做点什么来改善大家在这种大环境里的体验。但这是我个人的善,而非体制的;我却因为处于体制里,而成为了其中一个微缩的代表,令别人把我的善泛化到了制度身上,进而愿意去服从这样一个“善”的制度。于是,我忍不住想:我是不是在帮助这个制度运转下去?

我似乎在被强奸,同时也在强奸别人。被权力控制的痛苦因此会变得说不出口,我不是“完美的受害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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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源:莽莽特约插画师

“维稳”一年,我似乎也变得止步不前

疫情期间,网络平台上的心理求助增长量是很大的。这些平台做得很综合,可能提供在线提问、热线、倾听陪伴、心理咨询等等资源,也会及时科普一些心理防护指南。我觉得这是大众认识和应对心理状况很好的途径,对于心理咨询进入大众视野、去污名化也很有帮助。但是网络咨询迅猛的发展,也让我觉得有些许不安。心理咨询工作是有门槛的,这是一个私密的、具有保密原则的工作。如果工作者不专业,甚至违背伦理,寻求咨询的人感到了不适,这是更难向外界表达和曝光的。当下的心理服务需求暴涨,如果网络咨询师的入驻没有明确的门槛和监督,那是很糟的结果。

就心理咨询本身来说,它仍然是很重要的面对自己的方式。我觉得,如果我没有接受心理咨询,那种难受的感觉会一直存在,但是可能被我内化、合理化,或者让它模糊下去。这种不适不会很强烈,但会让我抑郁,没有足够的干劲去生活。做了心理咨询之后,痛苦会加倍,但意识会变得清楚:我清晰地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不舒服、我到底有多不舒服。我觉得意识到这些的时候,我的确定感增加了,这会让我好受一些。

今年我在社区做了七个月、在隔离酒店做了四个月,工作内容基本都是在维稳,没有什么发挥创造力的空间。从大环境的社会、物理空间和心理层面来看,我都感觉到了很多制约和禁锢,这些都让我变得更加瑟缩。

当初我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是希望了解,为什么我很难踏出这个阻滞我的空间,很难迈进商业化运作的组织。

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应该也快要消失了吧,我需要重新考虑职业发展。如今又要重新面对是否迈进、如何迈进残酷的商业世界的问题了。

今年是我行动特别缓慢的一年,我感觉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成长。关于我的咨询流派,我一直说自己是人本主义流派的。去年了解到了女性主义疗法,一直想学习更多,但是却搁置了。这和我今年一整年的状态有关系。但我仍然对女性主义流派是有向往的。目前,我找了一位女性主义流派的督导师,希望能缓慢但持续地在我的心理咨询师道路上前进。 (讲述者注:督导师是具有督导资格的资深咨询师,带领受督咨询师成长,提供专业上的监督和辅导)

只是要说对明年有什么期待......说实话,我已经不敢去期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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